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病毒出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所有社会、所有国家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来共同应付。但是，正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针对中国或华人的种族话语和行为也在快速死灰复燃。

《华尔街日报》2月3日公然以“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为题发表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撰文章。不管作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如何，一份西方主流媒体竟然使用如此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标题，意涵深刻。《华盛顿邮报》2月5日发表潘文（John Pomfret）的文章“新型冠状病毒重新唤醒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老旋律”（The coronavirus reawakens old racist tropes against Chinese people），讨论美国再次日渐成长的反华人社会情绪。其他一些主流媒体也注意到这种新趋势。实际上，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对华“隔离”政策和过度反应，也不言自明地隐含着浓厚的种族主义因素。

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种族主义行为根深蒂固。前不久，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论及中美关系时强调，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这番言论再次把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拉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沿。尽管在盛行“政治上正确”多年的美国，基于种族的外交理论已经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但这种在历史上曾经产生巨大作用的理论，已经在潜意识层面成为一些人的种族情结，一旦有机会，就会重返美国的外交话语。

不能忽视种族主义理论加快抬头

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或忽视这种种族主义理论的加快抬头。就国际关系而言，今天美国和西方世界最担忧的，就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在于其内政，或者说，外部“自由国际秩序”是其内部“自由民主秩序”的延伸。今天西方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内部秩序出现了问题，影响到其外部秩序。不过，西方并不这样看；相反，西方普遍认为，对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来自外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美国也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正式视为是美国最大的对手。对美国来说，如何应付中国自然变成美国外交的最高议程。要有效应付中国，就要有一种理论指导，就如二战之后凯南（George Kennan）的“X文章”（X Article）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理论一样。

自由主义起源于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是由西方所确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个秩序具有种族性质，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在西方内部，因为各国内部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不同，从来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西方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在西方各国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国际层面，因为西方各国国家利益不同，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企图用自由主义来构建世界秩序的方法也不同。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从来就具有多元性，从来不存在一个“一元化”的自由主义或“自由国际秩序”。

但是，就种族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又存在一个高度统一的认同，即世界被简单地分成“白人与非白人”或“西方与非西方”，而“白人”和“西方”的目的就是整个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化”。更重要的是，因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内政，所以西方在确立“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必须把这个体系的成员国的内政“自由化”。

在这个理论认知下，干预他国内政或当代所说的“政权变更”，也成了西方外交（尤其是英美国家）的一个主体。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理论家邓恩（John Dunn）认为，英美政治理论是基于“价值”的理论。人们也可以将此延伸到外交，即英美外交是基于“价值”的外交。“价值”又意味着什么？英国学者任格（N. J. Rengger）对此解释得很好，那就是要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即“我是谁”和“我要做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终结回答又可回到宗教，答案即“我是上帝的子民，要执行上帝的意志”。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过去西方和非西方的宗教冲突（例如十字军东征），还是今天所说的“文明冲突”，背后的价值逻辑都是一样的。

历史地看，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扩散有一个过程，即从西方到非西方。从发展次序来看，自由主义要先解决西方内部的问题，然后才解决西方和非西方的问题。

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所确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可说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被视为具有普世性。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要在法国实现这些价值，还要把这些价值推广到全世界。启蒙思想家孔多塞（de Condorcet）就认为，西方要扮演“慷慨的解放者”角色，把那些受“神圣”但专制和愚昧的征服者统治的人解放出来。另一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更为激进，他甚至提出了“强迫自由”的理论，认为如果人们不要自由，就要“强迫他们获取自由”。

这些理论不仅对西方的内部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例如，法国努力通过殖民地政策，把这些价值销往被其统治的殖民地，尤其在非洲，并且把这些国家视为势力范围。在很多年里，法国在非洲对美国的防备，甚于对苏联的防备，因为法国很担心法国的“自由价值”会被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所取代（法国并不认为苏联代表一套可以让人们接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