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何时能见到一个科学生活的中国?(2)

时间:2020-01-28 09:0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简单地说,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缺失。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启蒙运动,而非文化启蒙运动,这不可避免。在西方列强面前,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救国自然成为政治主题。政治成为主题既有其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其劣势。政治的优势在于组织,在于政治意识。用政治方法来组织国家、拯救国家,中国成功了。因为成功,人们相信政治的能力,相信权力的力量,相信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可以用权力解决。但政治方法的劣势也是明显的,即强化了中国传统上根深蒂固的“顺民”意识,人们更加地服从政治,服从权力,服从到了极致,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其他,包括科学。

这当然不是说国家不重视科学。相反,“科学至上”成为国家发展的原则。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上升成为一种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现实就是现实,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就是因为后者的科学与技术,中国要成为强国,自然也要学习和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事实上,“科技强国”一直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这种共识也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崛起。

“人们只相信政治,不相信科学”,指的是科学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科学仍然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科技在进步,但人们的行为没有进步,没有用科学来作理性的思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为荒唐也更为严峻的是,新科技往往成为人们传播谣言和迷信的有效工具。

如果与中国的邻居日本比较,可以看出中日两国人民对科学的不同态度。日本是科技强国的典型例子,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先向西方学习,然后在此基础上创新,很快就促使日本成为科技强国。科学也影响日本社会的重组,更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日本社会表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就体制来说,日本也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政府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在制度层面给社会足够的自治空间。人们看到,在危机面前,日本人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自主地组织起来自救,或互相救助。就公共卫生来说,日本人的公共卫生意识不言自明,为世界的典范。

中国需要全民科学运动

如果要促成科学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人们需要一场全民科学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启蒙运动、科学文化启蒙运动。鉴于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科学文化启蒙也是政治的启蒙。也就是说,启蒙要从政治做起,但不是像从前那样的过度政治启蒙,而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至少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治要确立自己的边界。政治或政治人物不要装成自己无所不能,要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政治在国家组织生活中很重要,包括组织科学生活,但政治不能替代科学,政治意志不能取代科学逻辑。尤其在当代世界,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科学来解决。

第二,政府本身更要讲科学,科学知识首先应当在官员当中得到普及。无论是西方还是亚洲,科学知识的普及都是从政府官员做起的。官员代表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典范效应。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尤其显著,因为中国就有深厚的崇拜官僚的文化。不过,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也更为困难,因为经验显示,官员甚至比老百姓更迷信“非科学”因素。权力和财富并没有为官员带来科学至上的理性;相反,他们往往诉诸各种迷信来解释或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第三,政府应当把应付危机的优势,转变为预防危机的优势。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应付各种危机上,包括类似沙斯的危机和今天的武汉疫情。不过,这种能力必须转化为预防危机的能力,因为应付危机表明危机已经出现,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具备同样的能力来预防这样的危机,才能减少甚至避免社会危机及其代价。很显然,要做这种转型,前提就是科学。只有尊重科学逻辑,政府才有可能意识到权力的局限性,才能使用科学知识来预防危机,用科学知识来对付危机。

第四,政府须分权社会,让社会自觉组织起来,让社会的每一分子成为社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从而对社会负责。这里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人们可以把像沙斯或武汉疫情那样的“东西”称为“公共品”,是必须加以避免的“坏公共品”(public bads)。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去提供这种“公共品”。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其次,没有政府有能力二十四小时监督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以除了社会成员的自觉,社会成员之间还须要互相监督。再次,一旦危机发生了,不是什么都依靠政府来解决,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必须自主地行为,自己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应付危机。所有这些都必须向社会分权。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尤其要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就是“少点政治,多点科学”。知识分子无论左右,都要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不论是哪一种政治。很多事物例如沙斯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产生及发展,与政治毫不相关。正如在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是科学知识的最主要传播者。这就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播“政治知识”转向传播“科学知识”,这样才能改变政治启蒙过度和科学启蒙不足的局面。

中国无疑已是科学技术大国,但这并不足以使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因为科学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了科学地生活,中国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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