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的发源和扩散有其自身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体制只是第二位的，即体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预防或遏止病毒的扩散。如果要从源头上消除病毒，人们还必须有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生活方式。（法新社）

在新冠病毒疫情演变成为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之后，中国各级政府终于转变了此前消极被动甚至瞒报疫情的做法，从中央到地方、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员到民众，人们积极投入抗疫战争，整个国家进入最大的动员状态。

不过，中国社会对政府的作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如此分化，令人目瞪口呆。一端是冷嘲热讽者，骂爹骂娘者，人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抨击一下体制，把各种怨言都发泄在体制上，好像如果换一个体制就不会有病毒了，不会有疫情扩散了。另一端则是歌颂者，歌颂体制的伟大，好像只有这样一个举国体制才有能力遏止如此规模的疫情。人们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疫情，不同观点表达全然不同的感觉，或恐惧，或绝望，或愤怒，或同情，或祈祷。

尽管在灾难面前所有这些感觉既不可避免，也都有其合理性，但无论是质疑体制者还是歌颂体制者，人们所缺少的就是科学。病毒的发源和扩散有其自身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体制只是第二位的，即体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预防或遏止病毒的扩散。如果要从源头上消除病毒，人们还必须有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过于强调体制的作用，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与其他体制相比，中国体制的动员能力的确无可比拟。沙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SARS）危机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制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体制抱有信心的根源。不过，尽管沙斯传染病疫改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行为。

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

强大体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能量，促使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只相信政府，相信领导人，相信官方媒体，而不相信科学。很多人觉得政治和领导人无所不能，只要有权力，什么灾难都可以应付。实际上并非如此。没有一个体制是无懈可击的，最强大的体制也有其弱点。沙斯期间，体制呈现的一些弱点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等待上级，地方领导人等待中央领导，似乎在中央表态之前，地方不可以有所作为，不可以承认疫情危机。因此，隐瞒消息，松懈懒政，好像一切正常，什么都没发生。等到疫情扩散，上级政府和领导重视之后，地方才有了动力。

一旦动员，地方又开始竞争，看谁把疫情升级得高、快，比赛地方政府的反应能力。如果这样做还不足以控制疫情，人们便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愤怒。一般人恨不得对那些被视为应当负责的地方官员和那些超级病毒传染者“千刀万剐”，似乎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但除了发泄情绪，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实际上，政府和疫情已经进入一个几乎难以避开的恶性循环。人们相信权力，但权力并非万能；一旦权力不能作为，人们转而痛恨权力。2003年沙斯疫情以来，人们的行为改变了多少？除了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外，个体行为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例如吃野味，人们普遍认为，沙斯是吃野味造成的。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也被认为是吃野味造成的。为什么不能改变吃野味的习惯？尽管有不少声音呼吁国家立法禁止吃野味，但为什么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动作？尽管一些人认为捕捉野味的大多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消费野味的是被视为是有文化的城市中产阶层。

再如面对疫情，人们的行为改变了吗？不仅没有，反而变本加厉。尽管人们对他人的行为总是持批评态度，但从来不检讨自己的行为。疫情恶化，很多人仍然无动于衷，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走亲访友，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至于是否会感染病毒，则以“运气”来解释。数不清的谣言更是满天飞，自媒体凭自己丰富的想象“报道”疫情的发展，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吃什么就可以遏制病毒的消息更多。疫情更成为一些商家推销商品或哄抬紧缺物质价格的机会。各种愚昧的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先生所描述的上世纪初人们所具有的那种麻木不仁的局面依然存在。一句话，人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从来就没有自我反思和进步。

如此看来，没有人可以断定，这次疫情后人们会自动改变自己的行为。人是没有任何记忆能力的。今天发生的事，也曾经在沙斯期间出现过。沙斯一过，人们竟然很快把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忘记了。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记忆，疫情就不至于闹得那么凶了。

政治启蒙过度　科学启蒙不足

这说明人们的行为还没有从愚昧状态走出来。这是缺少科学启蒙的结果。没有一个民族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科学的。科学是人类进步的产物，科学的行为是科学启蒙的产物。以西方的例子来说，人们经历了早期的文艺复兴，开始从宗教愚昧状态走出来，走向科学、理性和进步。科学向人们展示，任何事物总有起源，有发展过程；任何问题有其产生的根源，也有解决方案。后来西方又发生了启蒙运动，重点转向制度的改进。如果忽视了文艺复兴所产生的科学理性态度，很难理解西方体制的有效性。就公共卫生来说，西方也多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但近代以来并没有造成巨大的恐慌。以科学的态度对付疫情，公开透明，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