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已经在许多领域多方面展开。在本世纪以前，大国之间的竞争重点都还集中于争夺生产原材料和市场。进入本世纪以来，竞争的关键点已经转变到技术和创新领域。谁的创新能力越强，谁就越能够在这场竞争中占优势和主导地位。

然而，观察中美创新竞争的前景，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视角。西方一些学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对其本身创新能力的提升似乎缺乏信心。如果从中国自身的视角出发，一些中国学者又容易得出中国的创新能力不如西方的结论。

西方的视角

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2016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中指出，美国经济近年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创新活动呆滞。迄今为止，工业革命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创新的呆滞期。戈登认为，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而且这段时间可能延续几十年。

现在的办公室电脑和周边设备，与15至20年前比较没有什么变化，零售业的营业方式、大学的教育方式、民航、酒店、租车、医疗等行业的服务方式也没有太大改变。今天的所谓“新企业”和“新产品”大都产生于2006年以前，只有智能手机是2007年后出现的。在可预见的新发明中间，小机器人的改进不算是革命性的，3D打印技术不会形成大批量生产，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目前主要使用在市场行销上，还没有发明革命性的创新应用，无人驾驶汽车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较大变化，但是这种技术的可靠性还远远没有达到商业化的要求。戈登认为，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完全无法与1870年到1970年之间发生的革命性创新相比拟。

为什么创新会陷入呆滞？为什么创新活动无法像以前那样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是不是发现革命性的创新越来越困难了？同样是在2016年，瑞典的经济学家埃里克松（Fredrik Erixon）和企业家魏格尔（Bjorn Weigel）出版了《创新的幻觉》（The Innovation Illusion）一书，指出西方的创新活动已经和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描述的“创造性破坏”非常不同，其根本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老了”。伴随着创新主体的老化，西方社会已经演变成“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大公司的“公有化”趋势

说资本主义“老了”，其实根源在于中产阶级的扩大和人类寿命的延长。人口老化以及退休和养老储蓄不断增长，使退休、养老基金和国家主权基金日益庞大。根据经合国家组织估计，保险公司、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管理的资产在2013年达到93万亿美元，是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五倍。

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进行资产投资的结果，是使机构投资者成为企业的主要拥有者。在1950年，机构投资者拥有的股份只占所有发行股本的6.1%，这个占比到了2009年已经超过50%。反过来，个人投资者在1960年代拥有的股份占所有发行股本的84%。可是到了2013年，这个占比只剩下40%。

机构投资者大量购买股权的结果，是使许多大公司被“公有化”。在被美国银行收购之前，投资银行美林50%的股权由主权基金、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机构持有，其他50%归散户持有，而且这些个人投资者中持股最高的仅占0.07%。通用电气在2019年由1859个机构投资者持有82%的股票，其中最大机构持有者是美国先锋集团（Vanguard Group）。先锋集团是世界最大的共同基金和第二大交易型开发式指数基金（ETF）管理公司，同时拥有标普500股份的7%，为全世界2000万投资人服务。

公司“公有化”的结果是激励机制的改变。由于股权分散，拥有10%甚至5%的股份就可以取得控制经营权，大股东可以搭小股东的便车，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小股东只关心公司的股价涨不涨、分不分红，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不闻不问。机构投资者也认为这仅是投资组合中的一种资产，是放在不同篮子里的蛋，不须要派董事介入董事会管理。股权过于分散造成产权虚置，使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管变得软弱无力。

于是，委托代理成为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在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公司高管享有比中国国有企业老总更大的权力，他们不断给自己涨工资，高管的薪金越来越高。在危机中爆发出恩龙（Enron）和雷曼兄弟等丑闻。

当公司出现巨额亏损、裁退大量员工、甚至需要纳税人的援助才能逃避破产厄运的时候，有的公司老总竟然热衷于花费百万美元给自己的办公室进行超豪华装修，公司高管到高级度假胜地集体“静修”，并且给自己发放巨额年终奖金。这些行为一经媒体曝露就立即引起公愤。美国国会提出法案，要对奖金征收90%的所得税。奥巴马总统也专门发表讲话，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无耻”行为。但是，高级管理层以公司倒闭的严重社会后果要挟政府、绑架纳税人，使“利益个人化，损失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