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治理社会失去有效手段

同样重要的是，当统治阶层失去了治理社会的有效手段时，被统治者则获取了革命的有效工具。首先是民主的普及。民主既是价值又是手段，在价值面，对多数民众来说，民主意味着自己应当享受一个民主社会所应当享受的所有权利，而不管条件是否具备。民主也成为民众争取自己所认同的价值的有效手段。

就手段而言，民主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时走上街头，进行抗争，暴力也往往是社会抗争的内在一部分。对抗争者而言，因为民主所赋予的权利具有高度的道德性和正当性，因此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暴力）都被视为是合理的。目标证明手段正确。

就手段而言，比民主更为有效的就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整个世界具有了“平行性”，人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在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结构的情况下，成为了社会抗争运动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平行世界里，社会抗争表现出诸多从前不曾有过的特点。

第一，任何一个在传统上看起来并不那么显眼的事情，都可以引发威力难以想象的社会抗议。香港的反修例、智利的地铁票涨价、黎巴嫩针对WhatsApp课新税、法国的福利改革等等，无一不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和进行的。

第二，社交媒体把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甚至平时毫不相识、但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都连接起来，成为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

第三，社交媒体轻易地使得一个社会的抗争具有了即刻的国际性，不同国家的社会抗争者互相模仿、学习和支持。

传统上，有“革命”，必有“反革命”。所谓的“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推翻现政权，而代表“反革命”的则往往是建制派和既得利益。一旦发生革命，这两种力量之间要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要不达成妥协，否则革命很难终结。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于非西方社会，社会抗争往往造成两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公开的冲突，演变成暴力和流血。

但在民主社会，面对社会抗争，政治人物大多表现为“两面人”甚至“多面人”。传统上，政治人物或者掌握权力者是一种责任，为人民做正确的判断。但现在一方面是人民不再信任政治人物，另一方面是政治人物“还权于民”，不负责任，把做政治判断的责任交还给了人民。当社会抗争发生了，统治者必须是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问题的解决容不得过度的理想主义。

但是，在面对人民（即选票）的时候，统治者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道德上正确性、价值上的正确性。他们因此不得不欺骗人民，甚至绑架人民。更大的悲剧也就隐含在其中。当政治人物没有足够的现实主义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

种种所谓的“正确性”只是掩盖问题和矛盾，让问题和矛盾继续累积起来。很显然，西方这一波爆发的社会抗争所针对的问题，是以往很长一段历史时间积累起来的。面对那么多的问题，很多政府既没有退让的空间，也没有有效的解决方式，这又深化了“革命”和“反革命”力量之间的对立。

没有人可以预见到当代革命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即使在西方，人们看到的是，革命的力量仍然继续，甚至壮大，但“反革命”的力量仍然趋向软弱无能。问题的严峻性在于，无论是“革命”力量还是“反革命”力量，都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替代治理制度。革命力量不满现状，其在破坏现存制度时很有效，但除了破坏或者夺取政权，革命者并没有另一种可供社会普遍接受的治理制度的选择。

在西方如此，在非西方也如此。在西方，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政治“局外人”）夺取政权之后，也和从前的建制派那样同样对问题束手无策。而在非西方，情况更为糟糕一些，如上所说，在现政权被推翻之后，往往出现失败国家或者无政府。另一方面，“反革命”力量的软弱既表现在无能改革现存的制度，使其符合时代的需要，也在于其不能提出一种可供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替代。

从这些年的发展情况看，当代治理危机趋向于使得这个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民主社会可能会导向更广、更深刻的社会分化，使得各种极端主义泛滥成灾，内部社会冲突加剧，外部强权政治盛行。而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则会出现更多的“失败国家”或者无政府状态。

历史地看，大多数社会成员很难承受极端的政治状况或者无政府状态，一旦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便会趋向于接受专制，至少是更多的专制。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在今天的世界，民主已经变得更不可避免，但另一个霍布斯式时代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即人们放弃一些迄今为止被称为民主的权利，来换取稳定、秩序和安全。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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