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代的“革命”与治理危机

时间:2020-01-21 09:3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代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治理,无论是传统的专制还是民主都很快失去统治能力或者有效管治能力,面临深刻的挑战与危机。很多观察家认为,治理危机由当代新一波革命所引发,而革命主要表现为激烈的和暴力的社会抗议。在那些发生社会抗议的国家和地区,尽管革命有其内部根源,但很多抗议是由外部国际环境的变迁而引发的,甚至就是直接由外力触发的。

这一波革命始于2010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然后到处蔓延。荒唐的是,这一波“革命”的“初心”(即革命发动者的意图)就是为了改善治理制度。对西方而言,西方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也是最终的制度,而其他所有形式的制度最终都会被西方式制度所取代。西方对这一点的自信几乎是自明的,无需多加论证,反映在盛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上。人们都知道经济上西方有“华盛顿共识”之说,但实际上西方在政治上也有一个“华盛顿共识”。

西方国家,其政府、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西方所控制的国际组织,无一不是把西方的治理经验视为具有普世性的,是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所必须接受的。西方的治理理论以普世性理论形式出现,不仅西方深信不疑,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界也相信。因此,不难理解,颜色革命的参与者(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是相信革命就是要推翻非西方式政体而建立一个西方式政权。

内外因的结合导向了意在推行西方式民主的革命或者社会抗争。这一波革命到2019年可说达到了一个顶峰。从中国的香港、智利、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到法国,全球似乎到处都是愤怒的人们,他们重新扛起2010年代“愤怒者”的旗帜,抗议潮一浪接着一浪,反对现存政治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直到今天,这一波抗议潮没有减退的迹象;相反,人们可以预期,这一波革命仍将在这个十年继续。

不幸的是,从2010年代以来的颜色革命或者各种社会抗议孕育出来的,并不是人们当初所希望的西方式民主政治秩序。无需否认社会抗议的能量,在过去的10年,它们已经推翻了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不过,尽管被西方界定为“专制”的政权被推翻,但新政权无从确立。在非西方社会,社会抗议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失败国家,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并且快速蔓延到世界各地。

因此,也不难理解,尽管西方是颜色革命的始作俑者,但自身也难以幸免。无论哪里,人们都难以忍受无政府的状态,内部秩序环境的恶化便导致了大规模难民潮。难民潮的目标自然是西方国家。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多年的宣传,在西方国家帮助推翻他们的政府之后,他们便走上了通往西方国家的道路。大量难民涌入西方,成为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直接根源,更成为西方各种内部矛盾的触发点。

任何革命都有其理由

过去的300年间,随着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由西方发始的自由民主政府也不断扩张,确立了其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西方所说的迄今为止的三波民主浪潮,无一不是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的扩散。在这个过程中,英美自由民主一直被视为灯塔。但荒诞的是,这一波西方民主危机就是从英美国家开始的,即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的当选总统。可以理解,直到英美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危机,出现了西方自身所说的“权威民粹主义政权”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一场真正的危机已经来临了。

任何革命都有其理由的,而非为了革命而革命。今天,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社会,越来越失去一个社会生存和发展应当有的平等。诚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耶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述美国民主时所强调的,民主的优势在于:相对于(当时的)其他政体而言,民主是最有助于一个社会实现平等的。

不难理解,在叙述民主的时候,托克维耶尔花了更多的笔墨在平等上,而非像今天的人们只把民主视为是简单的选举行为。平等无疑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道理很简单,没有最低限度的平等,人们如何构成一个共同体呢?

在西方,托克维耶尔所论述的民主与平等的共生关系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方民主便是西方两场革命的产物,即起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孕育了民主和权利概念,而工业革命最终使得民主和权利的实现成为可能。在经历了(英国)曼彻斯特工厂时代毫无人道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西方经历了社会主义运动和(美国)福特工厂时代。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还是福特工厂模式,都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增长和平等两个目标的共同实现。

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和平等的共生现象已经不再。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西方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一票”民主,开始于上世纪的70年代。从政治权利的平等而言,“一人一票”民主或者大众民主的实现,可以说是西方民主的一个顶峰。但是,随着民主的实现,经济上的不平等越来越甚。

今天西方所说的“富豪经济”,指的是国家的巨量财富掌握在绝少数人手中,而多数民众所能分享到的经济财富越来越少。很显然,至少就西方而言,这一波的社会抗议只是意味着社会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但问题的严峻性在于,这个不平等的趋势是必然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国家拥有了阻止这个趋势的有效方法。这个趋势被视为是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很容易理解,今天西方所盛行的政治主题就是:一、反全球化,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二、寻找应付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普遍性工资制度和向机器人征税等。

不过,现实也是残酷的。尽管反全球化已经成为事实,但反全球化(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帮助西方解决问题;相反,反全球化给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近代以来,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今天西方摧毁着自己确立起来的全球化构架,这一行为对西方本身的影响甚至甚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再者,技术的进步似乎不可阻挡,但对应付技术进步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大多手段,仍然停留在乌托邦阶段。

一个社会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平等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它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之间越来越远,势不两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继续信任现存体制,他们对现存体制所代表的一切发生了深刻的怀疑,他们想以行动来改变这一切。这便是革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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