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正视系统性因素，才有动力、有动机，去直面、研究深层次的原因。

在大众最初的印象中，这一家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拒绝接受老人高龄重症的现实，要求医生快速治好，却拒绝一切检查，却“在抢救室天天跟我们干架”。与此同时，凶手孙文斌表现出了极端和情绪化：“我妈要是还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看起来这是不可理喻的一家人。这一家人也的确表现出反社会人格等特征。但媒体的采访呈现出了事情的另一面。孙文斌的姐姐告诉媒体：他们和医院的另一矛盾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位。

由此，家属的诸多不可理喻的行为，也一定程度上变得可解释了：急诊，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检查要自费，所以家属拒绝检查；住院后可以进医保，家属想住院之后检查，诉求是住院。但医院没有床位，加上孙家经济情况又不好，母亲的情况每况愈下，这些都在刺激孙文斌，所以他认为，“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孙文斌把矛头指向医生，源于他的无知、源于他的反社会人格，罪不可赦，但他遇到的问题，却是系统性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

据业内人士透露，高龄癌症病人会极大的消耗医保额度、但治疗希望又渺茫，医院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所以并不愿意接收这类病人。而只要在社交媒体上稍微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医保控费绝非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普遍性问题。

而且更糟糕的是，医保控费不是明文规定，如果患者缺乏社会常识，不关注新闻，就不能理解其中缘由，就很可能会把愤怒指向具体的医生。可以想见的是，在此之前这个95岁的老太太家属遭遇到医保控费，医院开不出药来的问题没有呢？

这些情况，一开始在医生发出的社交媒体上，被有意识的忽略了，只剩下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家属，然后变为一桩单纯的刑事案件。

但是原因总在那里，会不断在偶然事件中呈现出来。在其他的伤医杀医案件中，我们也不难找到其他的系统性原因。当下基层医生劳动强度高，时间长的现象，一天诊疗60个病人甚至更多，必然产生职业化的麻木，态度自然不会太好。但患者不是机器，更何况往往处于极端压力之下，一个小的误解、医生一句不那么中听的话，都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患者的理性，产生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医生又成为直接的受害者。

经济学家周其仁测算，1978年至2005年，中国的GDP（按现价算）增加了50倍，社会卫生总开支增加了200倍，但同期全国各类医疗机构只增加了76%，医护人员增加了75%。虽然医护人员的数量不能像GDP一样增长，但2018年中国每千人口医生数达到了2.59人，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3.3人)。而医生数目实际上不是反映的一国贫富，而是反映的一国财富分配的比例。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6.6%，而早在2013年，美国的医疗卫生开支占GDP的比重就超过18%，34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9%。

当然，深层次的原因非常复杂，解决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原因。所以如果我们要厘清刑事案件与医患纠纷的话，那么更需要看清的是，这背后的系统性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与每一个老百姓息息相关，因为这些因素把医生推向了矛盾的第一线，风险的第一线。

所以在悲剧之后，在哀悼之后，应该正视那些系统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才能称之为真正对杨文医生表达哀悼之情。从更大层面来说，生老病死，每个家庭的人生常态，医疗问题，比教育问题让老百姓有更大的痛感。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