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认识中美第一阶段协定三大误区(2)

误区二：美国关税减让幅度小

12月13日市场发生波动的一大原因是，美国关税减让幅度较小。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25%关税维持不变，市场有预计这部分税率下调至15%或20%。曾预言中美无法在美国大选前言和的高盛更是表示，美国降低关税幅度仅为其基准预测水平的一半。

在笔者看来，“低于市场预期”看法的主因是11月贸易谈判利好消息频出，导致乐观情绪高涨。但事实上，美国不少政治人士认为，此次美国关税减让的幅度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例如，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尔斯•舒默公开批评特朗普“为了让中国作出购买一些大豆的暂时、不可靠的承诺而出卖自己”；而同属共和党的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则认为，不宜过快与中国达成协议，应当节省关税“弹药”，作为后续国企补贴、市场准入等制度性问题的谈判筹码。

分析美国关税清单构成可以发现，美国对3000亿商品清单的关税减让，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恰恰最显著。根据笔者基于2017年美国贸易数据的计算，500亿清单商品（加征25%关税）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为8%，2000亿清单商品（加征25%关税）对华依赖度为18.8%，3000亿清单A商品（10月15日加征，税率已减半至7.5%）对华依赖度为24%，3000亿清单B商品（原定12月15日加征，已暂缓）对华依赖度高达86%。笔记本电脑、手机、玩具、游戏机均是美国极度依赖中国出口的消费品。

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美国自华进口呈现出关税税率越高、进口降幅越大的规律，这一方面因为高额关税提升商品成本，超出进口商承受能力，一方面因为低关税商品往往也是美国依赖中国的商品，其他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取代。美国减让这部分商品的关税，不仅使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受益，还可避免中国产业链长期受到更严重的冲击，对两国都构成利好。

误区三：中方让步过多

有观点认为，中国增加自美进口、扩大知识产权保护、遏制技术转让、开放金融服务，有过度让步之嫌。特别是，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声明，未来两年中国自美商品和服务贸易进口将在2017年基础上新增2000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和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自美国商品进口1539亿美元，服务进口870.8亿美元。假设每年新增1000亿美元进口，那么中国从美国进口需要比2017年增加四成，这一规模的进口承诺能否消化？

对此笔者有三点思考。一是增加美国农产品购买，表面上是应对特朗普的核心诉求，但实质上，在保证质量价格合理的前提下扩大进口，可以增加农产品供应，平抑今年猪周期下迅速走高的食品价格。此外，由于季节性因素，各国种植农作物的时令存在错位，恢复、扩大从美国进口，也有助于加强农产品进口数量和价格的稳定性。

二是中国其他商品乃至服务领域同样拥有巨大消费潜力。例如，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和成品油57亿美元，仅占全部进口的3%。美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原油生产国，出口稳步提高，在中国能源需求稳中有升的背景下，美国原油成为进口的选项之一。而中国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升，随着消费结构从必需消费品向可选消费品倾斜，从实物商品向服务倾斜，中国居民对国外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需求也在增加，扩大进口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的要求。

三是协议符合目前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步伐的方针基调。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2019年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稳步加快，中美协定以及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开放等内容，其实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的利益。

综上，笔者认为，第一阶段协定有力回击了“中美脱钩论”，两国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分歧不应当也不至于无限度升级。当然，中美双边关系绝非高枕无忧，两国经贸形势过去一年半以来的反复波折，表明仍应警惕未来出现变化和波折的可能性。下一步，在中美双方诉求明确的情况下，短期仍应当尽力促进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地执行，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