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随着中产的萎缩，两党政治已经失去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从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充当了两党“共识”的社会基础，因为不管哪一个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照顾到中产阶层的利益。现在，当中产不足一半的时候，社会分化加重，两党“共识”的社会基础不再，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成为了“否决党”。民意碎片化，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自然崛起。
党争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不能形成一个有效政府。当一个社会面临如此严峻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有效政府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或者说经济结构失衡，可说是市场失败的产物。市场失败了，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但党争意味着有效政府的不可能，意味着政府的失败。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内部的情况只会继续恶化。
也没有人会认为，美国能够通过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历史上，西方国家的确经常向国际社会转嫁内部矛盾，但每次转嫁的结果是国家间的战争；国家间的战争导致了互相摧毁，互相摧毁之后，便是各国的重建。不过，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进入了这个逻辑，重建的代价也太大了。
美国今天把矛盾往外转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下，选票便是权力的基础，也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政治人物不敢得罪任何社会群体，更不敢得罪具有影响力的既得利益。内部改革维艰，甚至改革不动，只好向外输出矛盾。不过，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已经形成高度的依赖关系，向外输出矛盾变得很不容易，经常导致“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
尽管美国的各类强硬派不断在中国问题上喧嚣，但没有人去提问这种喧嚣的理性是什么？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更没有人去问这样做到底能够解决美国的问题吗？
中国现代化无论如何将持续
第二，美国针对中国的作为可以拖慢中国的现代化，但阻碍和中断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简单地说，中国的崛起有其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状态下展开的，中国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要依赖美国和西方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中国老百姓努力的产物，也是国家开放的产物。
即使中美之间发生了冷战，中国的现代化仍会继续。中国已经形成自身基于文明之上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套制度尽管还在改进之中，但已经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来源是内需。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市场之一，随着“一带一路”等项目的推进，中国市场正在急速拓展其外延。
就技术来说，任何一个经济体在早期发展阶段，都会依靠从发达经济体转移扩散而来的技术，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转向创新阶段，就会出现诸多原创性技术。中国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投入研发的资金在加速度增加。因为环境变化（主要是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压力，这一过程只会快。
第三，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不会任人摆布，而是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制美国（西方）的诱惑，被动地拖入冷战。一战和二战都是起源于欧洲，波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今天美国强硬派要对中国发动冷战，中国是否有能力抵制？
首先，中国不想主动发动冷战、也不想陷入冷战陷阱的主观意图是明确坚定的。在领导层面，从早期的“永不称霸”“和平崛起”到后来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政策目标都表明了这种坚定性。其次，中国具备足够的能力防卫和保卫国家利益。
晚清之后，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今天，这种情形难以想象。再者，中国也有能力抵制“大国政治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中国已经是国际大家庭的内在一分子，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开放状态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和西方）没有任何可能性想把中国孤立起来。再者，正因为开放，西方在中国问题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利益的庞大，美国的“放弃”只是意味着“转让”，即美国把其中国利益转让给其他西方国家。当然，美国“放弃”中国的意图只体现在强硬派身上，因为“放弃”中国只是行政和政治逻辑，而非华尔街的资本逻辑。
一句话，尽管中美关系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两国的“冷战”潜力也浮现上来，但只要中国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来应付之，中美关系并不会如美国的强硬派所愿。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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