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港、陆双方三次大的摩擦与冲突，即“一国两制”遇到的三次挑战，就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根源于1990年代后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导致的双方战略性认同的不足，而策略性认同又未能得到很好的维护。

一是围绕《基本法》23条立法的冲突。香港民众认为，批评大陆政治体制是言论自由与香港体制的一部分，部分人甚至会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对大陆进行政治“渗透”，试图影响、改变大陆的政治体制。

在他们看来，这既是他们肩负的对国家的“使命”，也是确保香港政治体制长期不变的根本保障。而影响、改变大陆政治体制就会威胁大陆的政权安全，在大陆的政治语境中，等同于威胁大陆的“国家安全”，因此必须通过立法严格限制。

二是此次的“反修例”风波。此次风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香港民众对大陆的司法体制的高度不信任，不仅担心修例之后港人在大陆的非政治违法行为，在大陆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审判，更担心其可能会由于批评、反对大陆的政治体制而受到大陆的抓捕，也就是担心大陆的司法体制与政治管制“渗透”到香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修例”是反23条立法的延伸。

三是围绕特首与立法会“双普选”的矛盾。这一矛盾由来已久，也是此次“反修例”风波中香港泛民派的“五大诉求”之一。香港泛民派争取的是完全超脱于大陆掌控的、绝对自由的欧美式“双普选”。

大陆则担心这样选举出来的特首与立法会，宽容甚至支持反对大陆政治体制的异见人士，使香港变成异见人士的天堂与“渗透”大陆的基地，威胁大陆的政治体制与政权安全，也就是大陆语境中的“国家安全”。因此，大陆对这样的普选坚决反对，只能接受有条件的、候选人符合自己确定的“爱国爱港”标准的“双普选”。

因此，香港回归以来陆、港双方的三次严重冲突，其基础都在于双方对于对方的政治体制缺乏战略性认同：一方面，港民对大陆政治体制高度不认同；另一方面，大陆当政者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政治体制也不认同，并没有借鉴西方政治体制推进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意愿，相反却对这种意图保持高度警惕。

这就说明，无论邓小平本人讲话精神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前述第一种大陆会借鉴香港与西方政治体制促进自身改革的解读，都显然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可能只是部分人的“一厢情愿”，而后一种解读则离现实更加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大陆1990年代后对改革思路的战略选择的自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双方摩擦与冲突程度的唯一可能，是双方的策略性宽容，即双方认清互相缺乏战略性认同这一事实，意识到试图强行改变对方可能会引发激烈冲突，因此转向自我克制，不去试图改变（至少不去强行改变）另一方。但遗憾的是，这种策略性宽容在现实中也未能很好实现。几次冲突中（特别是后两次冲突中）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互不妥协，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此一来，“一国两制”遭遇严重现实挑战，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

未来发展之路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自然得出结论：“一国两制”未来能否平稳发展，首先取决于未来双方对于对方的政治体制能否恢复或提高战略性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未来战略走向，取决于中国当政者未来对大陆道路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战略选择。

如果战略性认同不能恢复或提高，那就只能取决于双方的策略性宽容能否得到维持。如果双方既缺乏战略性认同，又不能维持策略性宽容，必然会导致冲突加剧，“一国两制”之路也会充满崎岖坎坷。

最后，笔者要特别说明，本文旨在对“一国两制”的实施基础、现实挑战与未来发展进行事实分析，对陆港双方的选择做价值评判。

作者是中国大陆
经济学教授

“一国两制”未来能否平稳发展，首先取决于未来双方对于对方的政治体制能否恢复或提高战略性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未来战略走向，取决于中国当政者未来对大陆道路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