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智

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愈演愈烈，成为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波，全球关注，并直接导致香港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中，泛民派对建制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一风波使“一国两制”的实践受到重大挑战，反映了“两制”的内在矛盾，甚至对其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笔者认为：“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两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战略性认同或策略性宽容；哪种成分占主导，是对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相关设想的两种不同解读的主要区别，与中国当政者对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一国两制”在现实中遇到的几次挑战，根源于1990年代后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导致的陆、港双方战略性认同不足，以及策略性宽容的缺乏；“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首先取决于大陆未来对于战略走向的选择，能否使双方恢复或提高战略性认同，如果不能，则取决于双方策略性宽容的实现程度。

两种不同解读

“一国两制”的确是一个创举，它试图让政治、经济、社会管治方式截然不同、本质上非常矛盾的两个体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共存。这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两者的地位并非完全平等，一方处于中央而另一方处于地方、其上没有中立协调与裁判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两制”之间要么具有战略性认同，即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欣赏与认可，要么能够实现策略性宽容，即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不得已接受。

“一国两制”的提出者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50年之后就更没有理由变了。基于当时的特定背景以及政治人物的表达智慧，邓小平并没有对这句话进行具体阐释，为后人解读这句话留下了发挥空间，但也留下了分歧。这一分歧的核心，就在于对于“两制”属于战略性认同，还是策略性宽容的认识不同。

很多人都认为，邓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并保证其50年不变，不仅是收回香港主权的策略考虑，更是着眼于中国大陆发展的战略考量：要充分发挥香港的东西方桥梁作用，不仅利用香港吸收西方国家的丰富资金与先进技术，更利用其引进西方国家经济与政治体制中的优秀成分，甚至可以将香港作为大陆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田，以促进大陆的改革开放。

而邓之所以提出50年之后更不会变，是相信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双方的体制会越来越融合，最终会自然由“两制”走向“一制”。如果这一理解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大陆对西方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一种战略性认同。有了这一战略性认同，大陆自然就不会想去改变香港的体制，而会想方设法利用香港来促进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来，双方自然能够和谐共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这样理解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部分人的理解甚至可能恰好相反。在他们看来，“一国两制”的提出及50年不变的承诺，只是收回香港主权的策略性之计：当时大陆的实力还不足以吸引、影响、改变香港，因而不得不对香港进行策略性宽容；香港回归以后，随着大陆的发展，大陆可以逐步在各方面包括政治体制方面影响香港；50年之后，香港会逐步被大陆同化，因此当然不需要刻意去宣布改变香港的制度了。

按照这一理解，大陆就只会利用香港来吸收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最多借鉴香港与西方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成分（战略性认同的上限），而对香港与西方政治体制则会始终保持警惕态度，时时会提防香港（或西方国家利用香港）对自己进行政治“渗透”，甚至会想方设法对香港实行“反渗透”，逐步改变甚至同化香港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难免产生摩擦与冲突，其冲突的程度取决于双方策略性宽容的实现程度。

两种战略选择

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中，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即战略性认同与策略性宽容在现实中谁占主导，取决于中国当政者对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大陆的内政，与大陆自身的战略走向密切相关。

1980年代中国大陆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并重：不仅经济体制上淡化计划色彩、增强市场色彩，政治体制上也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并开始实行“党政分开”，探索建立权力分散与制衡体制。这实际上标志着大陆在全面借鉴西方国家的体制模式。如果按照这一改革思路一直走下去，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第一种理解，就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现实，双方的战略性认同会占据主导地位。

经历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大陆1990年代及其之后的改革思路有了重大变化，出现经济体制改革高歌猛进、政治体制确保“稳定”的显著特征：在经济上正式提出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尽管与西方还存在很大不同）；但在政治上不再强调“党政分开”、权力分散与制衡，相反却出现党政重新合一、权力重新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尤为明显。

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下，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第二种理解更加接近现实，大陆与香港的战略性认同程度降低，而策略性宽容成为维系“一国两制”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