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易导致水土不服

许教授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士”）已经大相径庭。五四以后，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并且越来越左，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西化派人物实际上是“Intelligentsia”，而不是“Intellectuals”。根据许教授的解释，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

在西方历史上，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俄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主张全盘西化。这些Intelligentsia，初心高尚，希望国家改革一步到位。不过，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要不就是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结果怎样呢？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

不论如何，中国近代以来已经有诸多类似的做法，但都失败了。当然，失败的不仅仅是中国，很多经历类似政治试验的国家也都失败了。

在亚洲，要算成功的只有日本。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主张全盘西化，所谓的“脱亚入欧”，不过日本做的只是表象文章，他们骨子里都是日本人，只是外面着上了洋装。的确，如果撇开那些工具型的不谈，深入到日本各项核心的制度，就不难发现没有任何日本制度是“进口”的，都是根据日本本身的实践形成的。因为战败，日本有一些制度为外力所强加，但日本人也一直在抵制。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在努力地想“推翻”美国为其所起草的宪法。

回到中国的例子。近代以来，因为全盘西化不仅很难在中国获得成功，而且经常造成不小的灾难。但西化派基本上没有反思能力，因为他们往往把他们所接受的西方世俗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东西来信仰；并且，他们也简单地把责任推给执政者或者老百姓。这就造成了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深刻矛盾。

知识与官僚的“断裂”

在中国传统上，因为“士”这个阶层既是知识分子，也是政府官僚，因此在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皇帝不仅把“治权”（即相权）给了知识分子，而且更把知识领域留给了知识分子。“知识参政”便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

这一点到了晚清并没有改变。从张之洞（1837年-1909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康有为（1858年-1927年）的“托古改制”，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找到一条以中国为主体、兼学西方的道路。

晚清废除科举考试对知识阶层构成了致命的打击，因为这样做就把知识分子和政府分离开来，没有了把两者连接起来的“桥梁”。

晚清以来，大凡改革或者革命或者社会运动，知识分子都会冲在最前面。这并不难理解，尽管科举废除了，但知识分子的“知识参政”心理已经是一种历史文化沉淀物，不会轻易消失，一旦出现机会，还是会拼命参与到政治中去。

不过，正是因为知识和官僚两者之间的“断裂”，晚清以来的“知识参政”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知识参政”完全失去了传统上的现实感，而表现为乌托邦空想和由此而来的激进化。因为知识分子不再是官僚，他们既不用考量一项价值的现实可行和可操作性，也没有机会来参与到政治现实中去来了解现实。

这种局面又进一步造成了“官学”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矛盾。传统上这两者是一体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官僚，所有的“学”都是“官学”。

但近代以来，“官学”和知识分子就分离开来。政治人物开始把“官学”的权力抓到了自己手中。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开始，到蒋介石、毛泽东到后来的所有主要政治人物，他们都有系统性的政治论述。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建设时代，政治人物总是处于一线，是第一批实践者。他们较之其他群体更早、更深刻了解实践，哪些价值可行，哪些价值不可行，把实践融合到自己的理论思考之中。

学者的两种选择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系统性论述并非某一个政治人物的个人思考，而是反映了以该政治人物为代表的整整一代政治人物的思考。正如邓小平强调的，“毛泽东思想”代表的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思想，而非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就是说，那一代人对自己身处的“官学”是有“共识”的。

知识分子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劣势地位是显然的，这也促成了“官学”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认同“官学”者就看不起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脱离现实，只会空谈；而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官学”，认为他们过于现实，毫无理想，甚至只是为了个人利益。今天，这种矛盾现象越来越严重。基本上，无论是今天的当政者还是学者都是知识分子，只是当政者是具有实践机会的知识分子，而学者则是没有实践机会的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实践机会的学者的选择是什么呢？人们可以先撇开那些只是“辅助”“官学”者不谈。学者中间最普遍的选择有两种，一类为“专家学者”，一类为批评型知识分子。但很可惜，这两类的实际效果都是“全盘西化派”。

“专家类型”的学者表面上专注于“解释”事物，根据西方的“八股”发表文章。这方面，今天中国学者所发表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中国也已经成为一个论文大国。问题在于，文章众多，但没有出现任何原创性的思想。

核心在于，这类学者所研究的命题大都是西方的，只是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西方的命题。很多人从来就没有想找到过中国本身的命题，用中国材料来研究中国命题。

此外，大学有关部门严酷的考核制度的核心就是论文出版和排名，这也迫使学者成为了西方式工具的“奴役者”。实际上，这种似乎非常“学术”的途径是传播西方思想最有效的手段。理由很简单。第一，命题决定结论，用西方命题来研究中国只能证明西方的“正确性”；第二，由于西方命题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命题要不得不到确立，要不就根本无人去找。在目前的考核制度下，这类学者已经占据各大学、研究机构的主导地位。

第二类即是批评类型的知识分子，广义上说包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西方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近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尽管提倡西化，但他们还受中国传统的深刻影响。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传统完全消失，一些人一方面痛恨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根本不想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对这个群体来说，“西方”的学术意义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只需要西方的“工具”意义，即用西方来批评和评价中国的现实“政治”。

这也是最不确定的地方。尽管近年来人们在呼吁“文化自信”，但在实践层面则是“西方化”的加速。如果不能确立中国自身的“政治想象力”，就不会有可以解释自己实践的社会科学，最终难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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