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确立中国自身的“政治想象力”，就不会有可以解释自己实践的社会科学，最终难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路透社）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在法国外交使节年度会议上发表内部演讲，认为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近代以来，法国的启蒙运动、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在两次世界战争中崛起的美国，让西方世界伟大了300年。不过，今天，西方因为种种内外因素，其所确立的世界政治秩序正在动摇。同时，非西方政治大国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崛起了，这些国家的政治想象力超越了今天的西方；它们在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不再迷信西方，寻找自己的“哲学和文化”。

马克龙的这番话的确是对世界秩序的现实思考。不过，他过度夸大了其他政治大国的“政治想象力”。这些其他大国的崛起是不言而喻的，但很难说这些政治大国具有法国启蒙运动所具有的“政治想象力”。现实的情况是，当西方面临巨大的困境时，这些其他政治大国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对自己的“哲学和文化”毫不自信，仍然以西方文化为旗帜，幻想着自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西方。结果，这些政治大国面临着“知行不一”的困境，即这些国家的崛起是基于其自己的“哲学和文化”，但其民众的“政治想象力”仍然是西方的。“知行不一”无疑是这些政治大国所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之一。

以香港为例

这里不讨论其他国家，只想从近来的香港问题入手来讨论中国，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很难产生马克龙所说的“政治想象力”，其知识界也很难产生法国式的思想启蒙运动。

如果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看香港问题，便不难理解。一旦“知”出了问题，“行”必然出问题。如果去问香港的抗议者，甚至是暴力行为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回答：他们都是在争取实现自己的理念或者理想。尽管大多数人谴责暴力行为，但暴力者本身并不必然这么想。在心理层面，激进行为大都是“理念+理念的道德化=正义”这一逻辑的结果。

问题在于这样的“知”是如何形成的？“知”的来源多种多样，但从小到大的教育经历无疑是最主要的。为什么香港的抗议者大多都是1997年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是一个须要深刻思考的大问题。香港本来是殖民地，思想被殖民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1997年回归之后的教育更具有“殖民”色彩，从以往的被动殖民教育转变成为主动殖民教育。从前的教育是港英政府所施加的，而回归之后的教育则是香港自发的，并且具有明显的目的性，那就是抵制中国的影响和培养及强化西方（非香港）认同。

同样，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抗议者所拥有的“知”和执政者所拥有的“知”相去甚远。如果两者是一致的，执政者就很容易接受抗议者的要求。是否就是抗议者要求“民主”而执政者反对“民主”那样简单呢？显然并不是这样。抗议者所要求的，是一步到位的民主（或者西方式民主），而执政者认为这样的激进民主或者民主方式并不合适。较之抗议者，执政者所面临的内外部制约更多，所须要考量的实际问题更多。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

今天香港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即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这个困境在民国时代经历过，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经历过，今天的香港在经历，而明天的中国大陆也同样会经历。

年轻人变得如此激进，教育者负有很大的责任。教育者的“知”出了问题，学生的“知”必然出现问题。

史学家许倬云教授最近通过对北宋张载的四句话的“曲解”，来讨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很有一番新意。这四句话便是广为流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属于理念的维度，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的不合理地方。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对现实都具有批评性，充满理想，相信现实应当改变（无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来符合其理想。对这一点，人们并无很大异议。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应当拥有怎样的理想？理想从何而来？是乌托邦还是着眼于现实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