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如无意外，区议会选举将在11月24日举行，在社会受沉重政治气氛笼罩下，使泛民主派阵营揣揣不安的褫夺资格（DQ）涟漪不见出现，绝大多数参选人成功“入闸”（获参选资格），当中被视为“自决派”的现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的情况最令人关注。他去年底参选乡郊村代表时遭到DQ，正当外界揣测他今次可能历史重演之际，最终却获得放行，箇中关键，当然在于他向选举主任明确表示，不以任何形式主张“港独”，也不提倡及不主张“港独”是港人自决前途的选项。

朱凯迪显然并非真心放弃自己对“自决”的立场，因为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承认，基于现有的选举制度，假如“不去改变，不用参选”，暗示改变是被迫的。但无论如何，他的情况确实发人深省—主张“港独”或“自决”，或者认为“港独”是选项，根本不可能参加建制之内的政治选举。在这种情况下，政客要么接受“一国两制”及《基本法》规定的政治进程，要么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而舍弃成为民意代表的机会，两者不能兼容，没有蒙混过关的余地。

《香港01》多次表明，香港若要走出当下困局，首先要对香港的社会问题与政治现实有正确认识，否则只会继续蹉跎。所谓正确认识，是指各界必须明白，香港一定要大刀阔斧推动改革，为我们的家园带来公平正义。“港独”本来就是镜花水月，不单令各界对香港面对的挑战失焦，甚至严重妨碍推行改革，但居然还有人把这个荒诞的幻象当作一回事，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如今区议会选举临近，我们乐见朱凯迪等政治人物重返正途，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为香港的未来出谋献策。

“仇视”内地不切实际 “港独”幽灵若隐若现  

早在2014年“占中”之前，“港独”思潮便已冒出，2011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论》是一个标志，许多年轻人对“港独”的想像也可以溯源于此，再加上反水货客等民生问题，导致这股思潮不断发酵。2015年初，时任特首梁振英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时，甚至高调批评香港大学刊物《学苑》中的“香港民族论”政治主张。他当时的目的是要遏止此种错误思潮，出发点是正确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反令这种虚幻想像更受到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因参与2016年旺角骚乱而入狱的梁天琦曾经承认，在中学时代读过《香港城邦论》，因而成为本土派。

“港独”问题不能抽离脉络，必须放在部份港青“仇视”内地（大陆）这一背景来看。近年本港（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既得利益结构扭曲的情况日益严峻，但许多年轻人对问题的成因没有准确认识，甚至被一些伪学术理论误导，误把内地视作本地（指香港）困局的源头，以为只要陆港两地一刀两断，香港便可得到解脱。

当然，“港独”思潮并非直线发展，而是有所起伏，参考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民调，不难看出当中的变化。根据2017年的调查，支持“港独”的受访者较前一年下跌六个百分点至11.4%，反对者则增加2.6个百分点至60.2%；若以年龄划分，25至39岁年龄组别有21.9%支持“港独”，为各群组中最高，但较前一年下跌1.9个百分点，而15至24岁则有14.8%，较2016年有约近四成人支持大幅下跌逾24个百分点。“港独”一度失去市场，可能源于港青对“港独”有所反思，明白到这根本是一条死胡同。

可惜的是，到了最近的反修例运动，“港独”幽灵再次浮现，并且若隐若现地取代反修例本身，逐渐成为抗争运动的主要诉求，甚至有可能长时期持续成为特定群体的政治想像，持续挑战香港的政治制度。

“民族自决”并不适用 “香港独立”也非权利

本届区议会选举提名期正值反修例运动，许多泛民参选人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被港澳办和建制派认定是“港独”的口号，他们能否“入闸”因而备受关注。最终，张秀贤、岑敖辉、朱凯迪等人顺利获得放行，反映香港政府在决定参选人是否合乎资格时，其实存在一定弹性。然而，这并不代表政府（指港府）没有底线—单从选举主任两次致函朱凯迪，要求对方澄清是否已放弃“港独”是港人自决前途的选项，便可反映这一点。

许多人望文生义，以为“自决”等同“决定自己的事”，但事实没那么简单。“自决”是联合国“self-determination”的正式翻译，主要是指“民族自决”。它源于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民族自决”是处理战后疆域问题的指导原则。在国际上，自决通常用于殖民地和非自治领土等非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或地区，如联合国大会在1960年通过的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便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成为联合国成员之后，随即争取废止香港的殖民地地位，最终获得联合国确认。换言之，中央政府早就知道自决的法律涵义，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思潮的政治风险，在香港某些“聪明人”产生这种想像之前，就阐明了香港没有争取独立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