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

归根到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无非就是财富问题，包括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往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企业的作用。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对维持企业所在社会的“发达性”起了关键的作用。

也就是说，至少就财富创造来说，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企业体制并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发达国家的问题是政治体制，即分配方面出了巨大的问题。企业所创造的巨量财富留在绝少数人手中，而政府无法把新创造的财富有效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而今天的中国，尽管同时面临财富创造和分配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财富的创造，而非分配。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来作财富分配，但并没有一样强大的能力来作财富创造。财富创造的主体依然是企业。所以，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企业来创造财富。

发达国家是如何维持“经济的先进性”的呢？首先，发达国家保持了技术水平。到今天为止，大多核心技术都仍然在发达国家手中。在全球化时代，技术从西方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但核心技术并没有流出去。这里除了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名义保护核心技术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性的，即维持企业的竞争性。

这里包括反垄断法律。反垄断才能维持一个经济体的开放性，不仅仅是对外的开放，而且是对内的开放，即让新类型的企业发展起来；否则垄断之下，很难避免政商一体的情况，经济最终演变成为寻租经济，不仅企业向政府寻租，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也可以向企业寻租。

其次是政府和劳动者（工人）之间的关系，意在维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是“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的平衡。无论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会倾向于“分大饼”，因为“分大饼”才会让老百姓满意，以展示政府的合法性。而老百姓（工人）也倾向于和资本分利（享受应当的财富）。

就是说，政府的意向和老百姓的意向是一致性。“分大饼”当然是需要的，但必须在“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实现平衡，否则资本没有动力有所作为。在这方面，尽管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福利社会的压力，但政府仍然做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否则，很难解释西方优质资本和技术没有流失的现象。

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靠什么

更为重要的，发达国家为资本创造良好“地域性条件”，成为“嵌入地域的资本”。正是因为资本需要流动、也不会停止流动，更需要给资本创造良好的地域条件。尽管当代西方问题重重，但并没有出现高端资本外流的情况。财富分配情况严峻，但受影响的大多是底层社会，并没有影响到高层社会，即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中、上层中产阶层仍然和资本配合，享受资本所带来的好处。而这些群体也正是掌握资本和技术的阶层。

地域性条件包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教育和培训系统、技术劳动力的提供等方面。资本可以流动，但这些则是“移不走”和“离不开”的。实际上，高技术和优质资本是离不开这些的，这些大多也是资本本身确立的（例如大学和技术培训学校）。因此，全球化下，西方流失的都是那些非核心的经济技术活动。这也是西方保持领先，或者衰落不是那么快的原因。

在选举过程中，发达国家一般也会选择具有经济管理经验的政党上台执政。民粹主义的政党可以上台，但在缺乏经济管理经验和能力的情况下，不能有效执政，很快就会下台。

其他很多发达经济体也都是围绕着企业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这尤其表现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上，也表现在这些经济体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上。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问题既是政府的问题，也是企业的问题；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成功则归功于政府和企业的有效配合。

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是本身的资本流向发达国家，而非相反。如上所说，发达国家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都是些技术含量较低的资本，例如劳动密集型资本。而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则是最好的技术型资本。发展中国家承担了环境、人权等多方面的代价，但因为吸引不到或者无法留住优质资本，其经济发展仍然不可持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对中国来说，数量型的经济扩张已经到了顶点，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无疑需要依靠质量经济，即依靠高端资本和技术。就资本来说，中国需要形成数个高端产业链，使得这些产业链具有地域性，并不会因为外在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流失。珠江三角洲曾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一直维持在劳动力密集型技术。

幸运的是，深圳现在正在快速形成一个以高端技术和资本为核心的产业链，并且向周边地区扩散。如果整个大湾区、杭州湾、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等区域，都能形成具有自身的特质的产业链，不仅留住自己的优质资本而且吸引优质外资，无疑有助于中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且维持在稳定发展的经济水平。

而这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如同其他社会，政府必须处理好劳动关系，实现“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的平衡。对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简单地说，法治就是一个“基于规则之上的秩序”。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知识产权，无论是财富的创造还是保护，无论是资本的扩张还是流动，都需要规则。

不管如何，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经济提升为发达水平，政府不妨下沉到企业个体层面，看看企业需要什么？看看国家是否能够为企业做些有益的事情？看看国家不应当对企业做些什么？观察思考清楚了，自然会出现有效的政策，“中等收入陷阱”也会自动消失。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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