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企业来创造财富。（路透社）

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经济体；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

一般上说，如果是后一种结果，人们称这个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地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容易。二战以来，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大部分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更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大多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除了中东的以色列，就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不过，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万1469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了2万8101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八年时间。

这些经济体可以说是“例外”，因为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东南亚，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万零804美元。

在拉美地区，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万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万零718美元，41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但几经反复，一直没能跨过1万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

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 两种相反观点

一般认为，促成这些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没有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等等。

中国在过去对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过激烈的讨论，但出现了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乐观派认为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甚至认为已经逃避了这个陷阱；而悲观派则认为中国不仅有陷入这个陷阱的风险，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这个陷阱。

现在的讨论不像几年前那样激烈了，但这个问题客观上依然是存在的。今天，在中国的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甚至恶化的时候，更需要正视和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尽管接近1万美元，但远较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最后一个的台湾人均所得2万5000美元还低得多。尤其是像中国那样大的国家，不仅各地发展差异巨大，收入分配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更是巨大，即使人均国民所得超越了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很多地区和社会群体仍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这样，即是总量来说，逃避了这个陷阱，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仍然会体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总量上的人均过所得，更应当追求比较公平的经济增长。

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各方面的讨论是有很大的缺陷的。第一，讨论的焦点在于政府，而非企业。或者说，过度强调国家的宏观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忽视甚至漠视了企业的角色。诚然，产业政策可以促成企业的转型或者升级，但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需要。

所谓的“有效供给”就是企业需要的供给，而非政府所设想或者计划的供给。政府一厢情愿的供给或者强制企业接受政府的供给，就会对企业产生致命的影响。不管任何地方，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而非政府。再者，现有的各种过于侧重国家宏观政策的分析，过于“宏观”了，很难看得到政治经济学家赫西曼（Albert Hirschman）所说的“关联性”（linkage），即如何从一个因素的引入导向另一个因素的出现。

换句话说，除了政策寻租行为，很难看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产生有利于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微观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需要超越政府，而去探讨企业在辅助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只看政府行为，而不看企业行为，不仅逃避不了这个陷阱，反而会促成更快地进入这个陷阱，不管政府的“初心”是怎样的“善意”。

第二，过分强调那些已经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这些经济体如何逃避或者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性”更需要借鉴。

二战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危机，例如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近年来，多数发达国家也在经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政治危机。但不管如何，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稳定的，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那么大起大落。

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发生政治革命，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发达国家的例子如日本。日本自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一直被人们“嘲笑”，诸如“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等等。但问题是，日本的发展水平依然如此，社会经济运作照常进行。即是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发达国家的确发生“滞涨”，但并没有下降多少。这也和发展中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当说，研究发达国家如何维持发展水平，对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