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近日笔者到香港现场观察示威游行，同街头抗议者交谈，以体会他们的心态、了解他们的诉求。总的感觉是香港社会在照常运作。在外面从新闻报道中得到的印象，是整个香港都闹翻天了，其实不然。

这是个典型的中产阶层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挣钱养家糊口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特区还是中央政府都没有必要过度反应，把事情搞得更糟，因为香港的问题是深层次的，只有长期努力才能缓解。

自建埠以来，香港和中国大陆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上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时，香港人民的气脉还同大陆相通，1949年之后就基本是两个天地了，理解上的鸿沟很深。但两地的宿命是殊路同归，终归要合二为一。

这中间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在这方面香港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克服自己越来越站不住脚的优越感和接受一国的现实，同时保留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北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容纳这个自由主义色彩很浓的国际大都会。

香港在八九十年代，是大陆风靡一时的“南风窗”之风源，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那时侯香港就是时尚——大陆明星都扭扭捏捏操着港腔来吸引观众，是香港的巅峰时期，也造就了港人的优越感。

但月有阴晴圆缺，时代变了，去年毗邻的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香港。但这种优越感还在，并且成了是现今港人挫折感和戾气的一个重要根源。换言之，中国大陆崛起后，港人的心态还没有调节过来，就像美国的心态没有调节过来一样。

心态调节的最大的障碍是价值观的冲突。大陆同香港、台湾、美国、西方国家甚至日本、韩国和许多比较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有这个问题。我同抗议青年交谈得出的一个鲜明的印象是，他们对中国大陆不但毫无认同感，而且充满了抗拒；对香港的殖民地历史毫无耻辱感，反而充满了骄傲。

晚上在立法局前面的抗议人群中，有人赫然打着米字旗和星条旗；在维多利亚港湾隔阻带的花岗岩上，有这么个涂鸦：“美军来了我带路！”这种卖国贼的言行以及港独主张，很容易激怒14亿中国人，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中断“一国两制”。

大陆有许多人简单地认为，香港出事的原因一是没有及时清算“殖民心态”、进行爱国教育；二是西方国家又在搞颜色革命。这是误诊。虽然这些激进的年轻人并不见得能代表全体港人，但他们行为中流露出来的“怕”字和对前途的悲观却相当普遍，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先谈谈这个“怕”字。这次抗议运动在香港被称为“反送中”，就是这个“怕”字的集中体现，而“怕”字背后蕴含的是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由于价值观不同，许多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崛起感觉的不是自豪而是失落。

在他们看来，对比“暴发户”的大陆人，香港人的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个人修养都高许多。大陆的逼近是对香港的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害怕大陆的影响会逐渐剥夺香港人享有的权利，而且越来越把特区政府看作北京的代理。

我追问抗议者这次为什么闹得这么凶？他们主要提出两点，一是警察暴力；二是特区政府面对这么广大的诉求，竟然无动于衷，这让他们感到不可理解和气愤。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的主要是青年学生，他们显然吃了亏，仇警也很自然。但这种仇恨随着时间会慢慢缓解，尤其是当他们认识到，对比美国警察，港警是相当温和的。值得长期忧虑的是对港府的不信任。

香港人缺乏有效表达民意渠道

香港完全是个冲突的阵势：港府不是民选的，它又没有中共在大陆执政长期形成的收集和应对民情民意的多种渠道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普选对港人来说更具现实意义，因而呼声很高。相比之下，在大陆却是普遍缺乏民主化的压力，长期以来这很让西方感到困惑不解，他们想当然地将其归因为大陆政府镇压异己的强大的国家机器，但又面对中共政权的高支持率的谜。他们无法理解大陆政府通过非选举方式来汇集民意和作出有效反应的多种渠道。

香港百姓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公共政策又为精英集团把持；反对派则是典型的西方模式，追求的是殖民当局都拒绝给与的民主选举，选择了一条与大陆对抗、挟洋自重的道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唯一能指靠来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就是香港的法治传统。一旦法治受到威胁（比如这次修例），他们的反应就会非常强烈；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一点大陆没能很好理解，他们往往简单地将这次事件归结为，外国和本港“别有用心者”的“颜色革命”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