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谈悲观绝望。在中环爱丁堡广场的中学生集会的布景台上，黑底白字口号是“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尽管那天宣称的是罢课日，但参加者大都身着校服，有许多似乎是下午3时放学后，从各区汇聚而来。年纪这么小就面临对未来的质疑，这可悲但更可怕。

《南华早报》对这次抗议有一个专题报道，他们采访了许多参与这次运动的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他们大多数都仍与父母同住，对他们来说，买房的中产梦可望不可及；他们在香港没有前途，在大陆又没有竞争力。

我的观察是，参与者与冲在最前线的都是年轻人，有的甚至是小孩，而组织指挥者，包括在路上打旗指路的主要是成年人。对于青年学生，“逃犯条例”是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事，所以这次运动在实质上是中产阶级造反；无可失的年轻人冲在最前面，背后却是一大批艰难挣扎的中产家庭。他们的困境和诉求不是香港独有，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共同命运，这是个世界级的问题，中国迟早也会面对的。

香港面临的道路问题是：在自由主义理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还有没有未来？在港独不现实的情况下，怎么才能与大陆主流兼容？北京面临的选择是：回归50年届满后，是不是要同化香港？在港人激烈反抗下，一国两制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两股道上跑的车要并轨的话，国家民族认同问题怎么解决？

毫无疑问，有不少西方势力在香港挑事，搞颜色革命。这是他们遏制中国所需，但不是问题的要害。没有当地的因素，任何外来的“颜色革命”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颜色革命”的力量来源于价值理念。香港社会撕裂的危险，是政府和精英集团逐步投向大陆体制，而整个社会仍信奉自由主义。

怎样处理好同国际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是中国崛起道路上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这次同香港的矛盾突出在前沿了，但后面还有整个西方和第三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更重要的是台湾，也包括中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问题。想对他们都进行“思想改造”？这不过是唐吉诃德式的幻想罢了。

邓小平讲“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他的下一句是“50年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很显然，他的意思是50年后大陆的经济水平赶上来了，也更加民主自由，人权得到更好的保障，法制水平更大的提高，总之同香港差别不大了，因而就没有必要变了。现在时间快过一半了，中国的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其他方面则被认为进步不大，甚至还倒退。

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试金石是，港人是否愿意接受大陆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就是回答。这不是一个克服“殖民心态”问题，而是牵涉到港人切身利益和香港有什么样前途的问题。

香港所处的地位决定了港府需要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强势特首。他既不当北京的傀儡也不做资本主义的奴隶，而是真正为香港人民谋幸福，在夹缝中闯出一条即适合本港现实，又能与大陆政体兼容、与全球化接轨的道路来。而北京也必须赋予他足够的自主权，容许他以创新来破解香港的难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