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从法治做起”，既符合执政党的需要，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法新社）

今天，中国社会面临严峻的社会信任危机。不信任存在于不同单位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个人之间等，也存在于一个单元内部，政府内部、组织内部、甚至家庭成员之间。可以说，不信任无孔不入、处处都在。

信任危机当然是比较而言的，既可以和其他社会比较，也可以和过去的中国社会比较。就中国自身而言，人们不要幻想从前的社会信任有多深厚。一谈到信任危机，一些人便指向改革开放，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造成了今天的信任危机。实际上，自近代早期西方人开始接触中国社会之后，他们就发现东西方社会信任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机制。

自孟德斯鸠以降，西方学者在论述西方的社会信任及其形成机制时，大多强调社会“自然秩序”，因为这种“自然秩序”就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的互相信任基础之上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且更是一个信任共同体。西方的法律就是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之上的，也是为维护这个秩序而存在。相比较，在传统中国，无论是礼制还是法律，两者的目标都在于社会控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因为是自上而下的控制，缺失自下而上的自然秩序，社会信任危机随时都可以发生。

当然，“自然秩序”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联是可以争论的。即使在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并非如这些理论家所说的那么“自然”，而是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上而下施加的。不过，社会信任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联是很显然的。这里有一点值得强调，即凡是源于一方对另一方控制的，最终必然会发生信任危机。

那么，社会信任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呢？这也只能从比较而言来讨论，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探讨。

第一，康德所言的内心“道德律令”。这是社会信任最深层的基础或者本源。“道德律令”来自于宗教、哲学或者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产物。

第二，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本身是变化的，从原始社会的面对面群体，到近代之前不同形式的地方共同体，再发展到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作为单元的大型共同体。无论什么样的共同体，都是由一整套规则和规范构成的，无论是明文正式的还是不成文非正式的。没有这一整套规则和规范，就构不成共同体。

第三，法律。法律可以分为积极诱导性的，即制定一个共同体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很自然，不同的文明和社会具有不同的行为规范，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会产生冲突。所以，像日本和韩国那样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的社会，信任度就高；而多元民族社会或者移民社会，信任度相对会比较低，全球化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也和社会信任有关，因为人口的流动往往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低信任度。

第四，惩罚性的法律，即对不遵守行为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使之付出代价，从而迫使其遵守规范。这可以说是“被施加”的社会信任。即使人们内心不接受，但只要其行为符合这些规范，其行为也是可以预期的，因此也会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中国传统的“礼”已进化到“党纪”

回到中国的例子。传统上，“礼”与“法”都不具有普遍性，是专门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如费孝通所言，“礼”本身就是有差异格局的。皇帝和士、农、工、商四个阶层都有其自身的“礼”。尽管在这四个阶层之间存在着社会流动性，即个体身份在这些阶层之间是相通的，但“礼”是不相通的。个体从一个阶层转向另一个阶层，其所遵循的“礼”也需要作相应的转换。“法”更是如此。“法”在中国文化中主要是“刑法”，而“刑法”则只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即所谓的“刑不上大夫”。

从这个意识上说，中国不可能产生出西方意义上的“法”（law）。西方的“法”是基于“上帝”和“自然法”之上的。因为无论是“上帝”还是“自然”都是形而上的（或者是想象的），因此具有普遍性。对西方来说，不难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转换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在现实层面也是平等的，因为法的意义对不同社会阶层全然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特殊性，用今天的术语来说，这种特殊性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因为现实就是不平等的。基于这个现实，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发展出了属于每一个群体自己的“礼”。（传统的“家法”更是一个典型，每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念和需要来发展出“家法”。）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在延续。

尽管近代以来，中国接受了类似西方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至少在理论上强调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同时，中国又难以放弃传统文化上的积极面，即“礼”。“礼”统治中国“士”这个阶层（即统治阶级）数千年，不能说没有用。很难想象没有“礼”的“士”是怎样的。今天，传统的“礼”已经进化到“党纪”。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人会否认“党纪”的合理性，也没有人会想象一个没有“党纪”的执政党。但实际上，“党纪”就是执政党这个群体的“法”。因此，在中国，有“党内法律法规”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