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结果曾经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怀疑论者难以想像的，今天的情况应该很好地证明了中央并未违背不干预香港内部管治的承诺。但这并非对“一国两制”的全面认识，而是对“一国两制”是否成功最肤浅的理解。

积极的“一国两制”就是推动香港内部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认清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相对优势，从中寻找帮助香港发展的营养。吸收中国大陆一制的营养绝对不是“吃饱睡”，这只会制造痴肥，只有吸收与运动同步，这样才能发展肌肉、强身健体、为我所用。吸收的前提是“一国”，“运动”的意思是改革，只有两者并行，积极的“一国两制”才变得可能，而积极的“一国两制”自然而然可促进两地的融合，反过来实现了“一国两制”的创想。当年为了帮助香港解决“沙士”（SARS）之后的经济困难，中央政府推出“中国大陆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通过各种政策，包括大量游客访港，为香港注入极大经济动能，然而结果强差人意，经济确实复苏了，但市民无法分享成果，这就是一种缺乏“运动”、制造痴肥的营养补给。如果香港在CEPA政策实施时同步启动改革，解构原来的既得利益结构，让经济成果在各个阶层中雨露均沾，今天的冲突就可能不会发生。

消灭“港独”最有效对策就是高效改革

中央政府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并非要求香港内部发展一成不变，而是指“一国两制”这种制度设计的“五十年不变”。不只香港人对此有错误理解，连中央政府都被动地以为香港只需要延续原来的发展模式，就会“繁荣稳定”。当然，对于既得利益群体来说，任何变化都挑战他们的既有地位，不变当然是最理想的。但社会阶层流动本就是任何具活力社会必须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个别群体如果长年被约束在原有的弱势位置，只会发生冲突。阶级“上流”是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基础，亦是它具备合法性的关键议题，但是否真能如理论所言做到，从来就是政治和学术界的议题，历史也早就证明缺乏流动性只会激化社会矛盾，挑战稳定。回归之后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政治及社会冲突很好地为此作了注脚。这亦解释了为什么“一国两制”消极但切实地实行着，却被部份人批评它没有达到期望。

香港今天的社会冲突以及“独立”诉求就是“五十年不变”的结果。这是指它是过去“五十年”不变的必然终点，因为它根本与回归无关，亦与“一国两制”无关。它是资本主义这一制缺乏社会及阶级流动的结果，西方社会及政治学教科书早就有所研究，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百年前开始通过福利政策控制住社会崩溃之后的共识，只是香港的精英与官员视而不见、学而不识，中央政府官员又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存在迷思。应对这种社会冲突及“港独”诉求的有效方法就是“变”，也就是推动改革，就好像美国上一任总统奥巴马初次竞选时提出的“Change”（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黄背心运动”之后提出的社会改革，以及中国大陆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当然，在提出“变”之后还要高效落实，不能够只是口号。奥巴马的Change并不成功，马克龙尝试改革的结果有待验证，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有目共睹，三者的分别在于政治魄力和执行力。

香港要解决今天的困局，只有一条路径，就是由上而下制造变化，一种进步意义的变化，推动这种进步意义变化的手段就是改革，而且是全面和深刻的改革，目标就是为香港赋予公平正义。改革容易吗？不容易，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会坐视不理，更不会束手无策。当社会及人民需要改革，但为政者纹风不动，就会发生冲突。对于既得利益群体，如果阻碍改革，结果就是“被改革”；同样地，对于为政者，缺乏对改革的认识，甚至阻碍改革，结果亦是被改革碾压和消灭。只有当改革成功，社会才能恢复稳定。其实，既得利益群体不应该亦无法阻碍改革，他们应该花心思去适应改革，帮助改革，在改革之后的社会结构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甚至可以继续在新的既得利益结构中有自己的角色。

至于“港独”，它不只是错误的“改革”，甚至是改革的最严重障碍，是歪路。把“港独”视为解决扭曲结构的手段，是无知，亦是政治上的幼稚。作为香港社会稳定的关键持份者，中央政府根本不会容许这种尝试，它的力量亦决定了这种政治行为无法实现，香港内部亦有足够力量制约如此荒诞的冒险。当然，年轻人有政治创想，偶然衍生荒诞的主张无可厚非，社会的责任是引导他们健康发展，其中包括用振聋发聩的警示。市民已经毫无保留地告诉政府，香港需要改革和变化，就算部份年轻人做出激进的暴力破坏行为，甚至提出“港独”这样的荒诞诉求，政府亦无法回避全面启动改革的责任，更何况改革就是消灭“港独”的最有效对策。只是，如果为政者能够与市民及年轻人找到共识，共同推动改革，他将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身陷深层次结构困局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