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品海

来源：香港01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本来就建基于对中国大陆的不满与仇视。2014年“占中”事件之前，“港独”言论就隐藏在多次社会冲突中，时隐时现、时起时落，后来都被社会彻底唾弃；到了最近，这只怪兽又想冒起，貌似要取代反修例成为抗争运动的主要诉求，这种投机估计又会是一次失败尝试。当大家找不到运动前进方向，冲突亦事实上缺乏继续向前走的动力时，这种“极致”的政治诉求是最可能的结果。当然，在不同的地方，这种独立诉求的终点会不一样。南斯拉夫分裂为几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苏联分崩离析，但东西德成功统一，南北韩同样追求统一，香港和澳门回归了，台湾依然与中国大陆隔海而治。历史说明这些不同结果之间没有固定规律，只是各种政治力量在博弈过程中留下不同的轨迹罢了。

用“问题导向”处理危机才能对症下药

香港是否能独立，以及这种危险诉求有什么代价，取决于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力量对比。新疆与西藏的独立运动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成功与否显而易见。中央政府反对独立的立场明晰，有坚定的决心，在过程中唯一值得探讨的是它如何管控与独立势力之间的博弈。以往中央政府处理“疆独”的政策不恰当，结果不尽人意、冲突持续，近年的政策符合现实，效用开始呈现。它是在强硬镇压的同时，实施更多与社会现实相符的社会与经济改革。中央政府处理政治危机的关键手法是“问题导向”，也就是针对问题的本质对症下药，不被意识形态和表层现象误导，困难只在于如何找到问题的本质。中央领导层近年在这方面成就显著，结果是暴力冲突大幅下降。

不少人难以想像把香港的冲突与新疆的情况相提并论，但讳疾忌医就无法认识问题的本质，也无法找到“问题导向”的正确解药。当然，香港发生的还不是恐怖主义，它是典型的“暴民政治”，是意识形态被高度扭曲后的结果。就算这样，大家不应该掉以轻心，以为恐怖主义不会在香港发生—几个月前也没有人预见到香港今天的骚乱。可悲的是，香港大部份“暴民”竟然是大学生和中学生，这就是社会应对的困难所在。我从不认为学生是罪恶的，他们属于社会应该给予最大宽容的青少年群体，但这并不等同我们不需要承担教育、引导，甚至约束的责任。发生如此大规模学生骚乱事件，责任至少有一半是成年人必须承担。

“港独”的任何理论依据都毫无意义，因为它从来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力量说了算，更何况至今没有一位具权威性的学者或政治人物提出能够用来讨论的说法。这几天有人在网上发布“香港临时政府成立宣言”，看的人寥寥无几，内容更令人啼笑皆非。当然，香港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我虽然对“港独”言论嗤之以鼻，却无法赞同以言入罪，除非它已经超越言论自由的边界。

消极成功的“一国两制” 养出痴肥香港

香港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因为它有着独特的历史，以及独特的成长过程。除此之外，它就是一个细小经济体以及司法独立、行使高度自治行政权力的政治实体。最近二十二年，由于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它有了异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制度安排，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具活力和增长最快的中国经济体系之内享有特殊制度设计—“一国两制”。当然，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大作为，这种制度设计亦毫无意义，现实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变了苏联时期的无用，成为能够挑战过去最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的崭新制度，过去四十年中国快速发展，甚至对美国构成了文明与制度的威胁。当香港这个曾经被誉为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遇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究竟能起到什么化学作用，本应启发不少人的想像。可惜，至今很少人对其进行规划和利用，一些人甚至将陆港两种制度的融合误解为危险，选择将两者从走在一起的自然轨迹扭曲为对立的关系，甚至发展到一小部份人，包括年轻人，追求分裂。

人是万物之灵，这种“灵”之所在正是它能思考和想像，包括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影响时，对同样事物作出不同解读与认识。香港回归之后，就算在“一国两制”的指引下，亦需对之前的制度做出相应调整，让这种创新制度实践出积极的成果，但是，陆港官僚的无知，使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融合备受忽视。很可惜，“一国两制”今天只在消极意义上成功：香港立法会否决依据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作出的普选方案；至今未按照《基本法》规定为23条立法；成为“示威之都”而未受中国大陆任何武力干预，甚至在近期的无休止骚乱中，示威者焚烧国旗污损国徽，中国大陆都没有即时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