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今天中美关系的现实面，双方似乎越来越对立，情绪越来越高涨。不过，如果撇开双方几乎高度情绪化到声嘶力竭的话语，回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互动，人们或许不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感到如此的悲观。就内部发展来说，无论是特朗普的“使美国更加伟大”还是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至少在意图层面，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用中国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好日子。同时，作为两个最大的国家，双方对区域或国际秩序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两国的竞争是必然的，但竞争有良性和恶性之分，良性的竞争是需要的，是通往合作的基础，是互惠的；恶性的竞争则会导致两败俱伤。

就经济竞争来说，美国早期也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强大之后走向世界，成为世界领袖。今天的中国也差不多已经走过这个阶段，有需要和能力变得更加开放。很容易理解，这些年来，当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在西方盛行的时候，中国一直在坚持全球化、更广和更深的开放。再者，中国也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机制建设走向世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美国因为外部的过度扩张和内部问题，现在要往回走一点，注重内部事务，但相信美国也不会完全关上大门。实际上，只要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完全封闭的美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资本的逻辑便是开放。由此看来，尽管中美两个经济体有可能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但完全脱钩是很难想象的。

就各自内部发展来说，中美两国也各具优势。美国的技术确实较中国的先进，但中国的技术发展也已经积累到一个较快发展的阶段，并且在一些领域已经和美国持平，甚至超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并不比美国的小。尽管美国中产阶级的比率较中国高，但中国中产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美国，并且很快会超过美国。市场规模是中美两国各自经济力量的象征。在开放状态下，这两个市场谁也缺不了谁，合作便是互利，冲突便是互损。

西方担心中国体制的潜在吸引力

就经济体制来说，美国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过去曾经创造辉煌，但在进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来，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经济制度也给美国制造了不小的代价，包括中产阶级缩小、财富高度集中、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越来越分化等等。如果美国过度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不能得到改革和调整，更深刻的危机将不可避免。今天美国政府所采纳的“贸易战”方法，肯定解决不了如此深刻的内部问题。

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的经济模式，即混合经济模式。西方把中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显然并不符合事实。根据中国自己的说法，民营企业代表着中国的“五、六、七、八、九”，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个模式的一些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尽管经济效率不如美国，但也具有自身的优势。国有企业负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机、应付各种经济危机、平准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等，而其他类型的企业则如美国企业那样充满创新能力。中国称自己的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均衡。尽管这个模式仍然具有巨大的改革和改进空间，但其优势和生命力不可忽视。

在政治上也如此。近代以来到今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向往西方式民主政治和宪政，但遭到政治人物的拒绝。当然，中国拒绝西方形式的民主并不是为了拒绝而拒绝，而是因为西方体制很难在中国生存和发展。近代的诸多西方式政治实践的失败，使得政治精英不得不选择自己的模式。西方模式不可行，后来苏联的模式也不可行，最后回归到基于中国自身文明之上的模式。1949年之后，经过70年的实践、改革和调整，发展出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机制，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传统上，三权体制从汉朝到清朝存在了2000多年。现在的三权体制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在传统之上的创新。

就政治过程来说，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即西方所说的一党制，但这个党是开放的，向所有社会群体开放。究其精神，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更类似于传统“士大夫”阶层，即统治精英集团。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统治精英集团并非如西方那样由一些政治家族（即传统上的贵族）组成，而是向整个社会开放，所以是开放的一党制。开放的一党制一方面避免中国演变成西方类型的政党，另一方面和整个社会关联起来。因此，在中国，很难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国家—社会”二分法，而体现为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或者说，从国家到社会或者从社会到国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两个对立的制度实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中国还是会面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但基本政治体制构架不会变，所能做的、也应当做的不是革命，而是不断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这个体制能够与时俱进，人们也不能低估这个体制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在国际层面，尽管中国不会输出这个体制，但这个体制可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参照作用。西方担忧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因为中国体制会取代西方体制，而是因为中国体制对其他国家的潜在吸引力。西方本来对自己的体制具有无限的信心，但近年来民粹主义崛起所造成的治理危机，甚至宪政危机（尤其是在英美两国），使得西方对自己的体制变得不是那么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中国政治体制可能的外在影响力更感恐惧。

由此看来，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不仅不可避免，也是为世界所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两国是在技术、政治经验和历史方面最有能力影响世界进步与和平的国家，所以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以合作方式来解决问题。这话说得很到位。的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对世界和平与进步负有共同的责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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