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制度旨在权力制衡

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很简单，就是要解决“权力之恶”的问题。在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无政府的战争状态”，他人就是敌人，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求生存，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因此，人们“让渡权力”给主权国家，并且和国家签署“契约”，让老百姓保存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

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从战火中诞生，并且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

如果说霍布斯确立了绝对权力理论，那么其之后的英国思想家们也确立如何制衡绝对权力的最好理论。洛克的以“有限政府”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到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所有权力都趋于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代议制、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的反映。

这套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在很长时间里相当有效。但就在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即西方民主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制度）之后不久，民主就开始陷入危机，演变到今天的局面。那么，西方政治制度的危机到底如何而来？

简单地说，西方民主体制设计过度强调制衡政治权力之“恶”的同时，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这种忽视在制度设计的当时又是很容易理解，无论是资本之“恶”还是社会之“恶”当时并不显现。问题在于须要应付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的时候，西方政治体制失去了其应有的能力。

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当国家本身是资本的代理的时候，就不会“存在”资本之“恶”的问题。并且，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发现资本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

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议会里面都是传统贵族或者新生权贵（即商人和资本家），但随着民主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和政治过程，西方政府权力的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

社会分化加深最主要根源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就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主权。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

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却流向了绝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并没有能够分享。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在任何地方，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无论是宗教时代还是世俗政权下的帝国或者地方性政权，社会永远是“被统治者”。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

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但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

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人贡献一份”。不过，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

但很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

代议民主已名存实亡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越来越民主，经济上则越来越不民主。也就是说，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须要作为，因为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但现实是残酷的，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

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表现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名存实亡，因为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民主成为了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党政治要不是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之间的、宗教之间的、民族之间的、公民与移民之间等种种冲突的直接根源，要不是对这些冲突推波助澜。

这就是英国“脱欧公投”的政治大背景，也是西方诸国今天各种困局的大背景。这使人想起19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的一场有关“人治”和“法治”的争论。没有人否认“法治”的重要性，因为法治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所有的制度都是由人来操纵的。最好的制度如果遇到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那么这套制度也无能为力。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问题是精英的问题，并非是普通人民的问题。如果统治精英是负责的，那么没有制度就可建设制度，有了制度就可有效运作制度；但如果精英是不负责的，那么最好的制度也会出大问题。今天的西方政治精英们不仅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反而通过操纵普通老百姓的所谓的“民意”（民粹主义）来制造新问题。

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路在何方。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在这样一个没有了船长、航向与方向舵的时代，人们呼吁丘吉尔的“再生”不难理解。“乱世出英雄”。今天人们呼吁“英雄”的出现，是意味着今天已经是“乱世”了，抑或意味着更糟糕的“乱世”的即将来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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