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先行示范区”意见中，提出要给在深圳的港澳居民以市民待遇，意在鼓励香港年轻人“北上”，您觉得这一政策是否能达成它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大湾区的定位非常强调科技创新等等，这对于一部分香港年轻人而言能否契合这些要求？他们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李晓兵：在某些方面，香港的准备还是不足。过去内地的很多产业都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下游，而今内地很多地方实际已经凭实力实现了产业升级和异军突起，比如深圳、东莞、广州，很多地方都实现了产业的腾笼换鸟和转型重塑，成为产业集聚中心。比如东莞，从过去以简单代理加工为主的城市，到现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城市。深圳也从过去的对标香港，成为现在世界级的科创中心。这些城市都在悄然之间发生了转型。

但香港没有预料到这一情况的发展会如此迅猛。广东一些城市的发展某些方面已超越香港，包括香港本身的一些产业逐渐转移到广东，在科创方面香港更是跟不上世界发展的节奏。现在深圳又推动深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发展，如果顺利进行，深圳又会向前迈出一大步，所以历史是不等人的，香港的精神状态必须改变，否则过去的资源、渠道、财富等等成为负担，固守既有的家产和利益格局、习惯于“躺着数钱”的状态会让香港人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香港深层次的问题不是北京和内地造成的，而是本土既有的利益格局固化所造成的，但如今却将矛头指向内地，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香港的深刻反思可能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作自受，第二个阶段自暴自弃，但最后的阶段必须要自强不息。举个例子，在“占中”时期，香港提出要发展科创，成立创科局，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发展科创，并对科创局寄予高度期望，但转眼这么年过去了，究竟在哪些方面实现了突破，在哪些方面做成了一些事情呢？包括去年习主席给香港高校的院士科学家回信，学者们提出项目争取经费，当时中央立刻就落实了这些要求，但结果怎样呢？所以不能说中央没有去协助香港的发展。香港最终究竟能走多远，最终需要依靠的是自己究竟有多主动，是否能够适应和把握当下“百年未有之变局”。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点很关键，当时习主席给香港院士的回信确实反响很大。

李晓兵：我们确实迅速落实了，在原来香港“四个中心”的基础上，中央立刻就给香港增设“国际创科中心”的角色，而且将这一点写到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香港特区的年轻人要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也要有真正的实践能力，不能简单地认为有投票权了，上街发声了，香港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些实际上是很多国家和地区曾经走过的路子，只要回头看看欧洲、中东、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治理困局，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角色不清、定位不准，导致香港不断内耗。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您在深圳这则消息出来后就提出一个观点，这不是中央放弃香港。这一点可能在两地情绪比较激烈、香港局势不稳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更加值得强调。最近，有一些声音认为，香港不必自负，深圳、上海都可以取代香港，但问题是香港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自由港。就目前来看，上海或深圳的体量、开放度还是不能跟香港对比。所以，您是否可以再深入解读一下“中央并不是放弃香港”这个观点？

李晓兵：香港是不可替代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优势依然会释放。香港一定要明白历史的机遇和自身具备的优势。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香港全社会上下必须要深刻内省。特区治理并非简单追求“政改”、“双普选”这样的目标，而是香港社会要实现全面的转型，如何在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换过程中继续保持领先，过去所积累的发展成就和所达到的高度能否实现持续超越。

中央也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针对澳门特区，中央提出的是产业要适度实现多元化，不能因为强大的博彩业能持续不断带来财源，而忽视经济单一依赖给城市带来的问题。正如香港在金融业、地产业等领域确实取得巨大成就，但也被其困住，所以亟需调整产业结构。国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际上也是让香港和内地之间发挥各自优势，比如香港的服务业渠道、高端人才吸纳等，是现在深圳、广州等城市不可比拟的，关键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内如何发挥得更加极致。网上流行一句话是“我们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许现在有一部分香港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逐渐地意识到香港的问题主要在于自我转型、重新定位在当下没有实现，所以只能陷入内耗、徘徊不前的状态。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先行示范区”与“一国两制实践”的关系，假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话，今后甚至还可能对台湾地区也起到辐射效应，尤其是民进党为了私利将“一国两制”污名化。

李晓兵：这是我刚才想谈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绝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在港澳地区的实践，台湾不愿接受就是“一国两制”在台湾问题上遭遇重大挫折。“一国两制”的设计、发展、实践都是开放性的，需要在不断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实现突破和发展，并将“一国两制”推向更大的成功。我们过去研究“两制”也过于聚焦港澳，特别是聚焦于港澳基本法的实践，但现在我们发现这种思考和眼光实际上是过于狭隘了。“一国两制”的实践也要跟随世界发展的态势和国家发展的节奏不断拓展、转型，从港澳特区高度自治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到港澳台三地之间的联动。

其实，今年初高雄市长韩国瑜港、澳、深、厦之行的行程设计非常特殊，像他都看到了港澳台和内地之间的联动。这些地方的优质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台湾的农产品、港澳的消费市场，国际渠道和内地融合打通后，未来这一带将形成国家发展的一块高地，这盘棋就走活了。现在其实港澳台三地相互之间还是区隔、拆开的，就像下围棋一样，还没有真正连成线，优势也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国家和中央比较担忧的也是这点。过去我们对“两制”强调区隔，所以形成了“三个关税区”等等，如果这种区隔在过去是必要的话，那么现在要打通区隔，充分实现人员、资金、物资、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通，但现在港澳和内地之间居然还不能充分实现，这是不正常的。

粤港澳大湾区要打破区隔，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建设，是要让深圳在这方面扮演先行者，以实际作为来担当这一历史责任。

观察者网：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1980年正式设立深圳特区；从近40年前的“特区试验田”到如今“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实对深圳本身的发展来讲也是巨大动力。您觉得定位的差异在哪里？不同的定位今后会带来什么变化？

李晓兵：深圳对历史感、时代感以及发展节奏的把握的信心会更足，这是建立在过去发展的底气和基础之上。比如我所在的天津这座城市，国家过去也曾经给了很多支持，但最近几年未能抓住机遇将产业升级发展到相当的高度，现在的冲劲就没这么大。而深圳在40年内不断创造奇迹，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它能继续创造奇迹，这次获得“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历史的选择；不仅仅是中央赋予其责任，也是深圳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最后，关于“一国两制”的实践问题上，我们要突破一些既有观念的束缚。我认为，“一国两制”实践的转型，要从原来的“战略防御”要转向“战略进攻”；防御是采用区隔方式，区隔对我有利，否则我们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能把我们吸纳或压制了。现在是到了考虑转变的时候了。

当然，这种重大历史转型也意味着要面对更加开放的世界，敢于和世界竞争，勇于在竞争中胜出，特别是当下中美关系复杂变化时期。今后不是简单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而是必须整合双方的最优资源，但整合过程也非一蹴而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央会在这个历史阶段提出这个设想的原因。

中央绝不是简单地让深圳替代香港，出台这项政策是顺势而为、锦上添花，同时让各地承担新的历史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是结果导向，采取现实主义的路线，务实发展固本强基，就像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那样，世界格局的重塑从来都不是以谁的想象为基础的，而是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