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敏洁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紧接着8月20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又宣布揭牌。在目前香港游行示威不断，不少人质疑“一国两制”的局势下，这些消息释放出了什么信号？观察者网就此采访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兵，解读新政。

观察者网：8月18日，国务院支持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8月20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又宣布揭牌。这两大消息与近期香港局势在时间上有所重叠，所以这背后透露出怎样的信号？“先行示范区”是示范什么？向谁示范？

李晓兵：早在今年2月18日，国家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文件其实与前者一脉相承，深圳的这个规划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酝酿已久。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基础上，新发布的意见可以说是对深圳进一步赋予新的定位，这是中央长期一贯的想法。深圳具有港澳及内地（大陆）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目前深圳的发展态势、城市精神、发展速度质量，与当下国家战略方向是契合的。

相比之下，香港的底子很好，基础不错，也完全具备承担很多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的重任。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香港在有些方面是回避的，比如自身定位和角色模糊，这一点其实是非常致命的，这也是香港特区治理今天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现在正是香港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突破的历史时机，结果却陷入内耗，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警醒，就是中央对香港的高度期待和香港承担重任的能力之间是有落差的。

因此，将深圳打造成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政策，可谓意味深长。但不能简单地认为香港的作用就会完全被深圳所替代。实际上大家是各自发力，共同合作，一起达到一种发展的高度；历史选择了香港，历史也选择了深圳。两者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必须关注到，那就是从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到未来深中通道的开通，是中央全方位考量作出的综合决策。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香港今后如何，深圳今后如何。其实，港珠澳大桥建立之初也是准备建设专门连接深圳的通道的，港、澳、珠、深四地是连通的，但后来硬生生将深圳这一头关闭了。尽管这一想法没有落实，但现在正准备建深中通道，连接深圳和中山，在港珠澳大桥的北部，跨越伶仃洋、珠江口。这展现出国家在未来发展规划上，绝不是简单地确定以某个城市为中心，而是要让各地平行发展，合作竞争。

关键是，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态势，一个地区的发展是否能与国家发展战略、当前世界产业发展前沿相契合，这样才能释放更多发展潜力。近年来，山西、东北以及内地一些地区转型不是很成功，这不是因为国家不重视，而是在这个时代没有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符合前面提到的这些基本要求。

香港也是如此。香港的产业优势定位在“四个中心”，贸易、金融、航运和国际航空枢纽，其中最重要的优势在金融上。目前内地正在不断设立自贸区，从海南到上海等等。中央对于深圳等地的金融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

李晓兵：是的。深圳有很多优势，城市年龄短，人口结构偏年轻化、创新环境好，再者过去四十年的发展积累也给了深圳一种努力超越积极进取的城市精神，支持它的持续发展。现在香港是保守有余，动力不足。很多香港产业界的大佬，不再去谋划进一步的发展，而是希望能够坐享其成。深圳则很不同，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创业氛围。

过去香港讲“狮子山精神”，这是在“亚洲四小龙”时代提炼出来的精神。但如今的香港有些消沉和暮气，缺乏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甚至陷入自我沉沦而不能自拔，这只会阻碍其自身潜力的发挥和实现更大的发展。香港这个“东方之珠”应该在世界舞台上不断的擦亮，现在反而因为内部社会失序街头暴力升级，而在国际上获得大量关注，显然是本末倒置。

香港有能力有底气就应该拿出来，依靠自己的产业、品牌等去引领世界、占领制高点，用特区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培养更多的知识精英、经济精英、科技精英、政治精英走向世界，在经济上要有能力挑战纽约、伦敦、新加坡，发展出超越他们的优势和模式。这样，不仅我们有信心，香港市民、年轻人、产业界的信心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来。

但现在香港的产业界信心不足，特区政府管治手段有限，这些都导致香港人对于香港自身、对于国家、对于世界变化的认识不足，甚至陷入到某种话语体系的陷阱，看不清此消彼长的态势。

观察者网：您上述提到的内容，令人联想到了“一国两制”实践的问题。最近有学者认为，深圳打造“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味着接下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会出现一些调整，过去是鼓励内地城市学习港澳经验，尤其是深圳等城市，但未来可能是希望港澳能学习内地城市发展经验。您对此有何看法？

李晓兵：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是良性互动。今年是澳门回归20年，在港澳两地相继迎来回归20年的历史时刻，我们需要全面回顾、深度梳理“一国两制”实施以来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我个人认为，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另外在实践方面可以说到了一个临界点，也就是在港澳回归之初确定以区隔为主的做法，到了现在港澳特区与内地之间必须转化为融合发展。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型。

对于特区的产业界、社会精英来说，甚至都还没做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准备。国家发展到今天的阶段，香港要去考虑怎么跟上国家发展，而不再是简单地固守昔日的发展成就和一些传统角色与定位。现在国家发展呈现质的飞跃，可以说一年一个样。“一国两制”实践也从回归之初的尝试性探索逐步走到重大历史转型的时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是一个标志性文件。

简单地说，香港如何向内地借鉴学习的经验，从过去处在的产业垂直分工的上游，到今天逐渐平行发展、合作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两制”的实践已经不能简单机械地实施基本法的规定，而是要创造性的实施基本法、发展基本法破解发展难题，还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社会治理、区域治理等方面的展开合作。过去我们总说香港是一个法治城市，具有法治的传统，但现在仔细观察会发现特区法治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未能很好的兼顾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从某种角度来讲，香港是夹在内地和世界之间的，必须要协调好与这两者的关系；比如过去香港作为欧美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但现在内地全面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香港就必须游刃有余地切换和平衡，否则就会陷入“脑袋和屁股”分家的状态，其实也是定位不准、瞻前顾后的表现。

现在香港有一部分人要求向北看——看北京，但仍有不少人的眼睛还盯着伦敦，却不看伦敦也是自顾不暇。这是香港自身发展必须要突破的一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