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资产热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解决？

余永定：资产热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比如荷兰的郁金香热、南海泡沫、中国80年代疯狂的君子兰事件，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巨震之前的股市热，并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投资者有了心理预期，然后便开始投机，再通过羊群效应放大，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飙升。

还是要强调一点，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问题，货币“超发”不是最好的办法，是央行不得已的办法。

资产泡沫得到抑制，货币增速就会降下来。而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不能靠或者不能主要靠货币政策来解决。这是因为控制资产泡沫的目标和其他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不是经常一致的。比如从房地产周期和货币政策走向看，中国的房地产在近十年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升降周期，而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且核心通胀率很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取向宽松，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调来调去，为什么？因为央行也把调整资产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央行的调控目标太多，没有那么多政策工具，不能顾及到所有的政策目标。

因此，面对房价不断攀升，紧缩货币就行了吗？我看未必可行。解决资产泡沫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可以考虑征收房地产税、加大公租房建设、实行房地产所有者实名制等手段抑制房价的上升。

解决脱实向虚，首先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速

新京报：近年脱实向虚问题突出，目前看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余永定：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钱自然流向了“虚”的地方。如果实体经济挣钱，钱自然流向了实体。那么，如何让实体经济挣钱？必须要有一个不怕赔本的实体买卖去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个实体就是国家。比如，国家启动基础设施投资，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其他行业自然也能挣钱了。

总之，如果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要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投资非常悲观，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业务等投机行为，但缺少实体经济盈利支撑的资产价格泡沫迟早要崩溃。反之，实体经济有了推动力，脱实向虚的问题自然解决了。

新京报：但目前对脱实向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大家更多从金融改革角度来讨论解决办法。

余永定：金融改革也是重要的方向，不能排斥，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问题得以解决。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增长是硬道理；增长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

扩大赤字，中国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增长是硬道理。和稳增长一样，调结构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同样重要。两者在经济运行中会不会有掣肘，如何平衡？

余永定：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确实会发生冲突。比如，中国可以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样做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比如，实施廉政建设、市场化改革，不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除非有官员有意怠工）。还比如，很多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调结构也相应变得更容易。实际上，经济增速好的时候，结构改革会相对容易。同样，经济增速下降时，结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

如何平衡好两者？一方面是对过剩产业的企业实行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去掉过剩产能，减少供给才会使得价格回升，好企业的利润才能回升。如果不淘汰坏企业，好企业也会破产。但需要强调，消灭产销不对路、没有需求或对环境有害的产能是微观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要通过市场调节（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宏观调控来解决。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的产能过剩（不是某种特定产品和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刺激有效需求。刺激有效需求应该也可以避免结构的恶化。目前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还很巨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当然，懒政、怠政或盲目追求政绩、蛮干、瞎干的现象必须杜绝，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会在实践中变味，但这些问题已经超越经济问题的范畴。

新京报：近期你提到，2.8%的财政赤字界限是可以突破的，这个突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此外，赤字的扩张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防患？

余永定：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增速下行趋势没有稳定下来。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赤字不是好事情。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规定的3%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并不是金科玉律。

赤字的扩张导致国债上升，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过去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国债对GDP比的上限。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国债扩张到什么时候会出现风险，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以日本为例，1996年时，日本认为国债在GDP中92%的占比风险很高，于是收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但这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于是日本转而继续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现在占比扩张至250%，但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所以，我们不知道赤字率应该限制在多高、国债到底扩张到何种程度会出事儿——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发生危机，同样如果过于谨慎，也可能导致危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国债有发行空间，为什么不敢发？从公共债务存量看，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低的，这种情况下扩大赤字，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果认为经济增速下跌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政策目标就要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速上，其他问题就要退而求其次，不能凡事求得万全。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