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在上海举行，尽管双方认为会谈诚恳，但实质性进展似乎不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谈后又说将从9月1日起，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美国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一种认识根源，似乎源于“对华失望论”和“中国背叛论”，即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是接触，通过接触让中国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成员。然而，在美国看来，过去近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在经济运营上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占尽美国便宜”；而在国内治理上，国家管理和指导的作用日益突出。

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要重新考虑过去那种建立在与对手接触，并期待他们进入国际机制而成为善意行为者和伙伴的策略，因为已证明很多时候这是错的。

尽管笔者并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转为全面遏制，但上述这些说明，在一部分美国人看来，中国不仅没有成为他们所预期的与美国“同质”的伙伴，反而成为他们担心的“异质”且强大的对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对中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弱化甚至破坏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等等标签，似乎正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主要话语体系。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对于崛起大国的中国保持一定程度戒备和担心都可以理解，但美国在冷战后逐渐形成的在国际关系上的“知识单边主义”（intellectual unilateralism）倾向，有让上述戒备过度放大，进而可能造成对华话语体系和对华政策更加僵硬化和趋对抗性的危险。

冷战后美国知识单边主义膨胀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让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何做唯一超级大国，以及要一个什么样的后冷战国际秩序，不仅是美国政治家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美国战略界和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上世纪90年代初，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以美国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为终极模板，实现自由国际秩序。有的学者则大胆提出“单极世界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即由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主导国际秩序，并且在世界推广民主和市场经济，稳定的世界新秩序就会到来。

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发生过多次论战及各种对外政策经历，例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上述“单极世界稳定论”“美国绝对优势论”“自由国际秩序至上论”等思维，逐渐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主流知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相应的话语体系。

事实上，这并非美国与亚洲国家第一次在知识上产生碰撞。目前美国部分人提出的中美“文化冲突论”，实际上可说是美国在战后，国际话语体系与亚洲国家的第三轮碰撞。

第一轮是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严重，美国批评日本社会经济结构封闭，政治上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与财界官僚组成利益捆绑的“铁三角”。政府对一些企业进行扶持和补助，鼓励出口但限制进口，导致美国贸易出现巨额赤字。在技术转让和市场准入方面，美国认为日本没有给予相应的互惠性，是不公平贸易伙伴。在货币政策上，日本长期依靠日元汇率压低的办法，获得出口优势，是货币汇率操纵国。总之，日本是一个“异质”的发达国家（现在回过头看，美国当年对日本的指责，与现在对中国的指责何其相似）。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发展明显乏力，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时代。

1990年代日本仍然受到美国的批评，美国认为日本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速度慢，结构改革推进不力。日本一方面巧用了美国压力，进行一些本来推不动的改革，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要求去拥抱全球化。例如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大规模外包制造业，没有过度依靠金融业拉动增长，没有大量接受移民。日本走的是一条“有管理的全球化道路”。日本没有成为美国，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现在日本人看到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民粹主义泛滥的西方世界，估计不少人暗自窃喜“还好没有变成美国”。

第二轮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亚洲四小龙高速发展，但在美国看来，东南亚国家没有变成其心目中的理想国，同样被认为是“异质”的崛起国家。在90年代初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与西方针对“亚洲价值观”有过激烈争论。在东南亚国家看来，战后在去殖民化时代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面对多民族、多文化、国家认同和经济社会水平低的情况，要实现政治社会秩序稳定和尽快缩小经济社会差距，建设国家的强力引导和顶层设计必不可少。

从东南亚的情况来看，这种模式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带来了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成功经验，所以至少不能说是错的。例如当时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曾被质疑为政府管得太多，从经济产业政策的设计规划，到日常生活的卫生习惯养成等。但是，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成为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位的经济强国，说明新加坡的治理模式至少符合其国情。再举一个小例子，新加坡原来的街边摊贩，在政府强力引导下，变成卫生、经济、美味的小贩中心，现在正申请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