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经济发展很顺利的国家（包括中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普遍比上一代更加“现代化”；在经济落后和政治黑暗的国家，年轻一代用于反抗的武器，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价值和理念。人们批评自由主义时，着重的是片面性和教条化（即“政治正确”），而不是对其基本价值的否定。它的价值观仍占有道德的高地，而且吸引力远远超出西方文明的范围，成为一种普世的东西。

反对普世价值，比如否定人权、民主、法治、平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必然挨骂，而且不光是挨西方的骂。之所以成为普世价值是因为其吸引力是普遍的、个人化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拿出一套与之抗衡的价值观，中国也不例外。

中共批判“普世价值”主要针对的是西方政客的“颜色革命”的企图，而不是这些价值本身，但忽视了反普世价值对西方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般民众的影响，导致中共的形象受损，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失语、挨骂，被当做邪恶的符号。这就是西方国家每逢大选，反华的声音就会甚嚣尘上的原因。在最近香港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的惧怕、妖魔化中国的过程中，这一点也可见一斑。

参与和利用主流话语体系

对这个主流话语体系，若不能超越它，就要接受和利用它。这和中共的利益并不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大多数自由主义的价值上都取得长足进步；中共大力推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很明显也承袭了不少自由主义的理念。

因此，中国要做的是更有效地参与主流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的创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优势，并促进这个体系最终发展成为超越自由主义的，既能够容纳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又能弥补其缺陷的一个更加完整、实用的价值和话语体系。这样中国才能避免挨骂，并能最终夺得话语权。

当然，要做到这个必须提升国内的治理水平。中国历史上一直独享一统文明下的话语体系，并在同化外来“蛮族”上屡试不爽，习惯了我行我素，什么都讲求“中国特色”。但现代世界性的话语体系，要求既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能够吸引人们自愿接受和使用，又能为不同文明、文化、民族、宗教、阶级阶层和个人所用。

仅仅把大国独白向外推广延申，是产生不了语言共同体的。中国外交的大战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话语体系也应该是兼容并蓄，为建设共同的世界文明服务。这就不能回避主流话语体系。另起炉灶必然曲高和寡，轻则导致鸡同鸭讲，重则引发新的冷战。而且在新冷战中，共同的语言和价值观使多数国家更容易加入对立阵营，大大增加中国崛起的困难。

近来中国的外交语言突然趋于强硬、尖锐和激烈，大有毛泽东时代的文风，被国外媒体形容为“战狼式”外交语言。这是“交易的艺术”，还是决心同西方决裂、走自己的路呢？抑或是缺乏耐心和方向感的表现？这样的语言能自己痛快，也能博得国内民众的喝彩。

对一个普通的国家来说，也许能够在外交上增加一些威严，赢得些许敬畏，但对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则可能适得其反，使友邦敬而畏之，为“中国威胁论”的炒作添油加料。

美国已经整垮了五个老二。历史的教训是，只有从容、耐心和不断调整的适应性，才能使崛起的大国避免操之过急、犯颠覆性的错误，这也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智慧所在。历史上的美国，在成长为第一强国后的几十年仍奉行孤立主义，这同样是大智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