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社会的“发声”

与民主社会相比较，权力集中或学界所说的威权主义社会，到了社会抗议阶段往往已经是“深仇大恨”。在威权主义社会，“发声”往往受到很多限制，而且即使发出了“声音”，发声者面临的风险也很高，所以理性的人往往选择不“发声”，直到“不得不”发声为止，即到了不可忍受、非发声不可的时候。考虑到威权主义社会的民众也是最有忍耐力的，一旦到了“发声”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声音”往往是最激烈、最有破坏性。

不过，威权主义社会的“发声”不见得无效，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民主社会更有效。这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首先，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群体面临“退出”问题。这些国家要么是一党制国家，要么是一党独大国家。在前者，根本就不存在“退出”的选择，因为没有反对党的存在。唯一的“退出”就是向国外“移民”，但这个选择反而降低了对原来社会的压力，这种“退出”对原来的社会毫无益处。

在后者，因为一党独大，人们对合法存在的小党的效用存有怀疑，往往也不做“退出”的选择。这种局面决定了威权主义国家“发声”的“艺术”和“质量”。因为具有风险，人们就要讲究“发声”的艺术，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用的方式“发声”；而“发声”的艺术也往往提高“声音”的质量。

其次，执政者的忧虑和主动解决。威权也意味着责任。如果执政者足够理性，就必须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无论是一党制国家还是一党独大国家，执政党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或者说，执政党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执政者深知“一旦发声便是深仇大恨”的道理，也深知“决堤”所能爆发出来的能量和所能造成的破坏。因此，为了避免大面积“决堤”现象的产生，执政党就必须主动“倾听”社会所发出的“声音”，主动解决问题，满足社会的需要。

唯一不同的是，“发声者”或“声音组织者”所面临的风险更高。因为执政党不希望现存“声音”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潜在的反对党），所以往往对这些角色实行高压管控政策。西方一般认为威权主义国家的“声音”无效，但这个论断并不符合经验证据，因为从经验来看，威权主义国家的诸多“声音”在一定条件下，也促成诸多有意义的实际政策变化，有些变化甚至较之民主国家更能反映社会的变化。

第二，“堰塞湖”内部和外部的水位落差关系。很简单，“堰塞湖”内部水位与外面水位落差越大，“决堤”时刻所产生的冲击力就越大；反之，两者的落差越小，“决堤”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决堤”，所造成的冲击力也不会太强烈。

社会运动的强度其实也是如此。如果社会运动所要求的东西和他们已经拥有的差异过大，社会运动往往很激烈，例如一个社会的民主化初期（也就是从没有民主到有民主的转型时期），社会运动往往很激烈，甚至很暴力；反之，如果社会运动所要求的东西和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差异不大，社会运动往往趋于平和，例如一个已经民主化的社会，社会运动（也即是要求更多的民主）不会像初期那样激烈和具有暴力性。

理解这种“落差关系”对执政者防止社会剧变、维持秩序也具有意义，即“落差”问题不仅可以解决，也可以预防；但如果被忽视、不去解决，日子久了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落差变得越来越大）。

其一，执政者可以对社会抗议进行“疏导”工作，正如可以人工炸掉“堰塞湖”的堵塞物。炸掉堵塞物就是让“堰塞湖”内部的水和外部的水融合在一起。如上所说，这里的“成本”就是如何处理社会抗议运动的组织者。第二，提高外部的水量，让外部的水位和“堰塞湖”内部的水位差不多一样高，使得内部水量对外部没有冲击力，甚至有可能高过内部水位，这样彻底消除“堰塞湖”。这种情形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

不过，这种现象并不难观察到。例如，在1960年代至70年代，因为大陆经济落后，生活困难，人们大规模（非法）逃亡香港，但改革开放之后，内部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准急剧提高，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形也可以应用到两岸关系。如果随着中国大陆的持续发展，各方面权利逐渐实现，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香港和台湾社会运动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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