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很多欧洲国家，尽管男性普选权获得要比法国晚，但妇女选举权的获得就比法国早。这种男女性不同权利的情况，除了其他很多原因，更受观念的影响。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尽管也有少数哲学家呼吁普选权，但更多的哲学家包括最为激进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认为政治是“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是专门属于男性的，只有男性才成为公民，而女性则属于私人、家庭或者“自然”的领域。在很长的时间里，类似的概念不仅男性接受，女性也接受。直到后来出现了新的思想，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权利分配的不公平，女性在开始争取权利，或者被赋予权利。

即使发展到今天，尽管比较而言，西方社会各方面都已经很发达，但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在同样经历各方面发展的不协调，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近30年的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原来维持的均衡状态，导致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失衡。这也是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不管如何，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建设，从领土边界的固定到领土统治权的确立，再到大众民主参与权的实现，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具有足够的时间来逐一解决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一个时间做一件事情”（one thing at a time）。但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同时面对所有这一切。简单地说，和西方比较，大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压缩性”（compressed）发展，即同时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需求。

一个现实是，和西方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社会经济低度发展、发展不足甚至毫无发展的困境；但就社会需求来说，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都是需要的。如果发达国家经历了三个世纪才实现了经济发达、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等待这么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这些方面的权利同时实现，至少是可以平衡地发展。

这里就涉及后发展中国家的“劣势”问题，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观念层面。就物质层面来说，诚如新马克思主义所言，资本主义式经济自西方（中心）向非西方（边缘地带）扩散和发展，边缘地带本来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例如处于产品和产业链的低端、缺少优质资本和技术等）。

从观念上说，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权利，后发展中国家也自然就接受了所有这些权利概念，而且也认为所有这些权利不仅需要也可以同时实现。无疑，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的路径

如马歇尔所言，西方国家先是实现了经济发展，再是政治权利，然后是社会福利。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国家都是一步到位地把选举权扩散到男性和女性。也即是说，大多数西方国家花费了一个多世纪才实现的政治权利，在新独立国家体现为“即时的实现”。

从表面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新独立国家的人民无需等待那么久，就随手得到了政治权利。但从现实面来看，因为没有任何社会经济面的支撑，这种政治权利往往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在发达国家，政治权利的实现有助于“分蛋糕”，即社会福利，但新兴国家的“蛋糕”很小，甚至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利不仅演变成为“为了选举而选举”，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了“把蛋糕做大”的一大阻力。不难观察到，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从理论上说，都具有西方所有的一些，包括宪政、多党制、全民选举、媒体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但现实地说，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层的专制、独裁、腐败等等被视为权利没有充分实现的根源，但人们必须看到产生这些行为的社会经济根源。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视为入世哲学家（worldly philosopher）的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不满古典经济学均衡发展理论，而提出了一个“非均衡”发展模式，就是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得到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要“突围”，找到发展的“抓手”，逐一推动各方面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现实地说，不会所有的好事情都可以一起发生的，人们也很难同时满足所有的愿望。例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不同时发生；经济增长既可以和政治开放一起发生，也可以和政治专制同时发生；民主的巩固可以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也可以和经济的衰退同时出现。　　

当然，这并不是说，后发展中国家就没有优势了；相反，后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方面的优势，尤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哈佛经济学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后发展优势理论”并被广泛应用于后发展中国家。简单地说，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学习，少走弯路，甚至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弯道超车”。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经验更能说明“后发展优势”。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马歇尔前面提到的“先经济、再政治、后社会”西方模式，而呈现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的路径。也就是，先充分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发展，再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努力实现社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政治民主化。

这种模式使得这些经济体不仅逃避了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历史地看，较之早期西方民主化，这些经济体的民主化也是相对和平的。今天，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基本上也遵循这种模式。

直到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既无“鱼”也无“熊掌”的发展阶段，如何发展仍然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但即使是发达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也很难说可以永远做到“好事情走到一起”的局面。在经济好的时候，各方面权利的实现相对容易；但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出现“鱼”与“熊掌”很难同时得到的局面。

更为严峻的是，人们的选择不一，一些群体选择“鱼”，一些群体选择“熊掌”，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政治倾向性、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之间的选择南辕北辙，这往往使社会失去均衡稳定状态，而处于极其分裂的状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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