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近代以来的一百来年中，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被视为是个体道德的来源。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孔孟之道”已经不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列。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孔孟之道”有回归的趋势，但远非主流，仅仅是些补充。尽管官方意识形态仍然具有其政治效用，但对个体道德则缺乏实质性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方体制以惩罚为主，对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惩罚。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自上而下地施加于社会，但这样的意识形态很难自觉地“社会化”，成为人们自觉行为（即道德行为）的准则。

中国新一代道德危机

在文化大革命成长起来的一辈，曾经对政治意识形态充满激情与期待。但在经历和目睹了这一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之后，这一代开始对从前的理想感到幻灭。而老一代的幻灭也造成他们的子女一辈的道德虚无主义。无论哪个社会，父母是下一代道德最原初和最重要的来源。

独生子女政策更恶化了道德环境。个体无所谓道德，道德是群体行为，也是群体的产物。“独生子女”意味着个体。尽管独生子女有父母和爷爷奶奶等，但这是一种“不对称”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形成的精神便是“自我中心”，甚至极端的自私感，毫无大家庭中所具有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相礼让精神。当“自我中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缺少这种精神，仍然构成不了一种共同体；如果没有公共道德方面的强有力约束，个体道德很难得到提升。

道德危机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任何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道德危机。所以，道德危机无论喜欢与否都会出现，问题在于如何应付危机，通过改善道德环境，增进社会个体和整体道德水平。

在西方，个体道德基本上属于宗教领域，或者说，宗教是道德的主体。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主导社会和个体行为的权威从宗教权力转向世俗权力。但这个转型并不是说宗教消失了或者不重要了，主导大多数个体行为的准则仍然以宗教为主。

近代以来的工商业发展促成了西方社会的快速世俗化，世俗化对基于宗教之上的道德产生了深刻（负面）的影响。但是，工商业文明也为社会个体和整体道德提供了另一种来源。在世俗层面，道德问题在西方基本上指的是法律、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内容。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西方哲学家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他们把道德的关切点从宗教转型向世俗。在他们那里，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体系变成为世俗道德的制度基础。因此，当原始资本主义对西方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冲击的时候，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挽救了西方社会的道德。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道德罪恶的根源，这是一个阶级社会，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使得一个社会不可能产生各社会阶层都可接受的道德。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只有阶级道德，而没有普遍道德。马克思更是预言，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才会产生社会道德，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整体层面。

不过，西方社会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测方向发展。政治社会方面的制度建设，不仅挽救了资本主义本身，也改善了西方的道德水平。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之后的数十年里，英国的情况的确持续恶化。但当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的时候，英国就通过改革扩张了民主的基础。1885年（马克思去世后的两年），《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的时候，德国就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发展并不说明谁的理论正确或者错误，而是说人类总是可以找到挽救和改善道德的方法的。在马克思之后，他所预言的现象也在不断重复，但社会也在一直寻找自救。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人们不能忽视个体道德衰落的现状，因为正是道德才构成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个社会没有了道德准则，这个社会就会面临解体的命运。另一方面，人们更不能陷于悲观状态，而是应当积极转型寻找道德重建的资源和机制。如果人性不变，那么如同以往，就要寻找道德的宗教和世俗的基础。

如果执政党意识形态没有宗教空间的话，那么应当容许和鼓励国家意识形态给予宗教充分的空间。同时，也要加快推进法治、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建设，为社会个体和整体道德提供世俗的资源，从而给道德提升一个机会，使得他（她）们从极端自私行为中走出来。

一句话，尽管个体道德的主体是个人，个人具有主体性，但个体道德的产生、运作和发展需要一个总体社会和制度环境。个体道德随着总体社会和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要重塑道德，就要重塑总体社会和制度环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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