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危机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任何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道德危机。（法新社）

郑永年专栏

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有了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的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道德状况？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传统社会道德解体过程

表达为个体行为的（非）道德行为是以往总体环境（包括文化、制度、宗教、教育等）的产物。因此，处于变动时期的社会就会产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的“失范”，即在旧的道德规范已经失去了效应，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确立起来的时候，个体行为无所适从。传统社会群体的解体、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改变、人在不同地域的流动、商业化等等都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不知道如何行为；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工业文明意味着城市化。在城市化的早期，尽管很多人已经从农村迁往城市居住，但从其行为方式和道德行为来说，还远远不是城市居民；通俗一点说，就是还不够“文明”。文明一直和城市化关联在一起的。城市化久了，就会出现人们所说的“市侩”，指的是市民的庸俗、虚伪和利益导向的行为。

但“市侩”不应当被视为是贬义的，因为它意味着理性计算，是文明的表现形式。“市侩”群体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但新社会群体（包括从农村来的“新移民”）的一些人的行为表现为不可预期性。农村居民的道德规范是建立在家庭和乡村共同体（熟人社会）之上的，到了城市之后，面临新环境，就产生了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现象”。就行为来说，道德意味着可预期性。在很大程度上说，个体行为“失范”和道德是相悖的。就是说，个体的“道德化”是需要时间的。

竞争压力是所有工商业社会的特征，也是工商业社会进步的动力。个体一旦脱离了传统共同体，而投入工商业社会，那么金钱往往成为衡量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标准。对个体来所，竞争来自比较，即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与同一辈人比较。到了新环境，就和新的群体比较。比较产生“绝对落后感”或者“相对落后感”。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比较很容易产生“不甘心”的情绪。这种“不甘心”的情绪很容易导向非道德的行为，即通过非道德的行为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以上这些（非）道德现象在各个转型社会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对当代中国来说，个体道德现象还受两个非常特殊因素的影响，即对基于政治之上的世俗道德的幻灭和独生子女政策。

在西方，个体道德的主要根源在于宗教。在中国则可以说是宗教和世俗文化的混合物。中国文化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宗教，属于世俗文化。不过，这并不是说，个体层面没有宗教。在个体层面，中国是多神教，包括对祖先和各种神的崇拜。即使是世俗文化也具有准宗教性质。作为道德主体的“孔孟之道”，其起源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伦理的综合规范。

尽管后来（汉朝）“孔孟之道”被上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一旦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更具有了宗教性质，即“国教”。这是因为尽管“孔孟之道”没有类似西方的超然的“上帝”，但因为“孔孟之道”是高度仪式化的，其对统治者和普通老百姓具有很强烈的规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