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

笔者想起1966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翻查了有关报告书，希望提供以下参考。

1965年10月，天星小轮公司申请加票价引起社会风波；4月，因一名青年绝食被捕，引发几百人（大多是青少年）示威，4月6日晚到8日清晨在旺角一带发生暴动，出现纵火、袭警、掷石、抢掠等行为，警方发射催泪弹及开枪，其间更宣布宵禁。最后平民1人中枪死亡，10多人受伤，警察10人受伤，1400多人被捕，其中300多人为25岁或以下。5月3日，港督戴麟趾会同行政局成立调查委员会。

职权范围：委员会的委任及职权范围是（1）1966年4月5至8日在九龙发生的骚动；（2）发生骚动前的事态；（3）骚动原因。主席为时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Sir Michael Hogan），成员包括赖廉士爵士（Sir Lindsay Ride，退任港大校长）、时任香港童军总会总监罗征勤、黄秉干律师。

程序：委员会委任一名法律顾问和一名律师协助搜集、研究及提出报告书所依据的资料，并公开邀请知道与此调查有关事项的人提出书面申诉（包括被捕者）。它安排了在大会堂等场所举行公开聆讯，又请社会福利工作人员详细调查在羁留所的24名青年。

调查范围：委员会在报告书（1966年12月发表）列举了当时香港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的特点，作为调查所需顾到的背景，继而叙述天星小轮票价案及整个骚动事件经过、警察应付骚动采取的行动（包括一些对警方使用不必要武力的指控）、应变组织、枪械使用、实施宵禁情况。报告书进而陈述九龙骚动的近因、示威者为何参加示威、形成骚动经过、骚动教训。最后报告书引述、列举及评论各种潜在的不安和不满的援引原因，包括政治因素，如青年人“欠缺永久性和无所归属的感觉，而致产生了不安全感”、对政府的态度、民众对警方的态度；经济因素；教育情况；社会状况；缺乏社区精神；青年人的特别问题。附录之一为参加示威和暴动者所述参加原因的简要。

政府跟进措施：港英政府接纳了委会员建议，采取措施增加与民众沟通，包括设立民政署，委派地区专员，促使下情上达，及举办连串大型活动以提高港人的市民意识等。

社会自我反省之旅的起步

如要成立“修订逃犯条例事件”调查委员会，可参考上述调查范围。这样做将会涉及特首在推行修例过程中可资非议的地方，但这已早为人知及成为社会共识，其威信已低无可低，所以问题不大。反之，正好通过调查去了解政府在推行有较大争议的政策时，须认真注意及改善的地方，有助防止将来重犯错误。至于有关警方行动部分的调查，要避免与监警会的工作重复，两个委员会需磋商。不过监警会的报告应会较早一点完成和发表，修例事件调查委员会可在工作过程中参考其报告内容。

修例事件调查委员会的重要性，是在调查整个事件为何导致反覆多次的占领和冲突，参加者（尤其是年轻人）采取激烈手段的原因，青年学生对警队、法治和武力抗争的看法，社会各界对事件的意见，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因素等。当然，社会深层次矛盾十分复杂，牵涉范围甚为广泛，修例行动其实是引爆了一次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大爆炸。一个调查委员会不可能深入全面剖析各种因素，但可作为全港社会聚焦的一个平台，开启以后一连串政府与民间的多种议事平台，引发全社会进行一次自我反省之旅（soul-searching journey），共同寻找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和平理性出路。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