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部分则截然相反，从“对当事人有利”角度去批判“超纲”部分，即，超纲部分虽然符合社会情感，指出了法治不完善之处，符合“公义”，但却华而不实，用文学替代法律，不利于当事人。讽刺的是，《法律辩护应基于案情和事实》一文，则同时从两个相互矛盾的角度去批评这份辩护词，陷入价值观游移导致的逻辑混乱。

律师代表当时的利益，要与控方对抗，对事实的阐释，理应朝着当事人方向做到极致。

实际上，“对当事人有利”，是律师职业责任，另一方面，这份辩护词中“超纲”的部分，并不伤害当事人利益，而是穷尽一切手段之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三，这种立场的游移，逻辑的混乱，其实反映的是深层次方法论上的问题。

事后，张扣扣一案，检察员的意见书作为一种对立的观念，也在网上流传。很多人似乎觉得，用检察员的意见书，就能压倒律师的辩护词。哪一个写得对，写得好，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其实两者都写得好，写得对，是不矛盾的，并行不悖的。所谓法治，正是维持了控辩双方对抗空间的存在。在这个空间中，双方同时都可以有精彩的表现，循着程序正义去追求实质正义。实际上，控辩双方的表现均得到了各省旁听的检察官的高度评价。

认为辩护词与检察官意见书，只能二选一的观念，其实还是表面问题，更深的问题是：律师可以维护坏人的利益吗？

辩护需要围绕事实，但在事实被法律认定前，却可以对事实进行不同的阐释，但在中国的观念中，很多普通人认为，对事实的解释与应用，只能围绕“当事人是一个好人”，如果“当事人是一个坏人”则不能把事实朝着有利于嫌疑人的方向进行解释。这种观念，普遍存在于普罗大众中也就罢了，令人遗憾的是出现在法学教授的文章中。按照文章的逻辑，给克里斯滕森辩护的律师简直就是助纣为虐，也该被一并投入监狱吧——在现实的语境下，这似乎不是一个预言。

第四，缺乏对舆论与法律关系的深入思考。

在现在的民间舆论中，很多人会说“这种情况，美国警察早就开枪了”，但他们不会说：美国有独立的司法、自由的新闻，警权受制约。同样的，在这场争论中很多普通中国人会说，也有法学教授会说：“舆论不能影响司法”，但他们不会说：舆论应该影响立法，公共舆论有助于立法机关的立法。当然，急于回应公共事件、平息公众舆论而仓促立法、激情立法，都是有违立法理性的，但是当舆论与立法之间的渠道不够畅通的时候，司法层面考虑民众的意愿，未必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不但不伤害法治，反而有可能从另一个方向推进法治。从这个角度，批评辩护词宣扬血亲复仇、破坏法治，某种程度上就是未能认识到中国舆论与司法、立法的复杂关系。

这些错误的认识，普遍的存在于民间舆论中，阻碍中国法治的进步，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这且不说。中国的律师颇为艰辛，遗憾的是，来自学界的逻辑混乱的指控，又被这些民间错误的观念与舆论作为凭据，当作“律师坏”的最新理论支持，再给中国律师加上一层压力。民间错误观念与来自学界顶级教授的指控相互呼应，则又呈现出一幅更加意味深长的中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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