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指望全球化吗

今天的全球化水平与一战前相比，许多方面实是处于低谷。以跨国金融流量计，一战前英国高峰期的资本输出（流量）占其GDP的10%。日本是当今第一大资本净输出国，但其高峰期的资本输出只相当于GDP的2%～3%。以劳动力流动计，今天只有3%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之外，而19世纪则是大移民时代，大量人口移民北美、大洋洲和南美等新拓殖地。以贸易计，当今贸易总量很大，但占GDP之比仍低于19世纪。既然一战前的全球化水平没能阻止大国走向冲突，今天的全球化恐怕也不能为世界和平和大国合作打保票。

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因政治原因而夭折，两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打断了这一趋势。而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潮流，也不能不受制于国际政治，不排除逆转。

全球化需要几个方面的政治前提。一是各国愿意降低壁垒，放弃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某种保护，开放外国投资。二是有一套国际秩序和经济治理机制有经济治理机制处理贸易冲突，管控经济金融危机。三是各国愿意保护国内受损人群，换取其支持开放市场。四是大国要保障秩序稳定这一公共产品。进入“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时代，这些条件都在不同程度发生变化。各国保护主义措施近年来大幅增长；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功能弱化；西方国家以“内嵌式自由主义”保护国内受损人群的政策走向末路，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搅乱欧美政局；美国全球控制力影响力削弱，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大幅下降，全球化越来越缺乏政治保障。诸因素中，主导国态度是关键，如果美国的霸权地位衰落成为美国的感知，反映到政策上，必然是更多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国际机制价值的贬低。美国提高关税和壁垒，长期看会引起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降低全球开放度。全球化还会存在，但内涵正发生重大变化。数字经济和贸易快速增长代表了促进全球化的技术和市场力量，但是大国竞争全面加剧，贸易投资壁垒增多，多边机制遭遇空前危机，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安排蓬勃兴起。因为其中排它性条款增多，全球化正向开放性趋弱的区域化发展，未来或将见证地缘政治主导的贸易集团复兴。

单边开放如何

比较优势理论充分说明了取消关税和壁垒的好处，即使一国单方面取消关税的收益也将大过损失。但是，克鲁格曼教授发现， GATT以推进自由贸易为宗旨，但谈判方的基本态度有三条：第一，出口越多越好；第二，进口能少则少；第三，增加进口必须换来增加出口。自由贸易思想在二战后深入人心，但主导各国贸易政策的本质思维仍然是重商主义。为什么？公共选择理论给出了一种解释，大国贸易政策是国内利益方博弈的结果，产业资本（倾向于保护主义）的游说效率相对于分散的消费者（倾向于鼓励进口降低消费价格），其利益诉求更容易得到反映。

二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就是大国在重商主义指导下博弈的结果。理论上取消关税是可使各国获得净收益，但是由于国家在国际上有地缘政治目标，在国内要面对利益团体的施压，只能追求次优结果，寻求对等开放的自由贸易。战后美国带头发起贸易谈判，推动降低关税和壁垒，首要目标是打掉英帝国的贸易特惠制，实现对等降低关税和壁垒，后来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为扩大世界市场，带有交换条件。

中国的国内利益平衡采取了不同方式，政府有较大自由度追求贸易政策的最优效果，不妨大胆尝试单边开放。但是从国际上看，全球化遭遇逆风，大国竞争加剧，经贸冲突日益安全化。中国恐怕不得不将包括关税在内的保护主义措施作为博弈手段。单方面取消关税和壁垒的动力将越来越弱，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开放很可能成为未来的贸易政策方向。美国学者研究显示，由于中美贸易战，美国被中国降低壁垒的措施排除在外。

两条半值得考虑的出路

二战后的国际环境与二战前相比，有两大变化值得注意。一是存在核恐怖平衡，这有效制约大国矛盾冲突发展成为热战。一种共识是，只有大国间的核恐怖平衡才是二战后大国间长期和平相处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形成了体系化的国际治理机制。二战前，国际治理机制稀有而脆弱，约束大国行为的能力十分有限。但是战后国际间合作机制有了质和量的飞跃，大到联合国等全球性、支柱性机制，小到各领域、不同层级的功能性、技术性机制，政府间的、半官方、准官方的，以及民间的机制蓬勃发展。这些机制对大国行为有相当大牵制作用。国际社会不再是纯粹的霍布斯丛林，一定程度上的治理秩序始终存在并在不断强化。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鉴于历史上经贸关系的深化无力有效阻止大国关系恶化并走向冲突，防止当前大国竞争走向失控和战争的另一种选择，可考虑如何发挥核平衡和国际机制的作用。这两个因素在二战前没有过，有可能帮助我们突破历史定律。另外，中国可以尝试单边开放，这也是大国很少尝试过的，鉴于博弈需要，这种开放可以是选择性的、对准目标的，并视情况而调整范围和力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