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脱钩

在全球化体系中，西方国家透明、高效的学术评价体系实际上向中国输送了学术评价功能。比如，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国外的学术头衔，在中国的科研体系中是有效的，这保证了国内学术方向的正确性，学术人才评价的客观性，从而避免李森科式的意识形态学阀，也避免了当年钱学森亩产万斤这类唯长官意志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创新，受益于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以及保障这种学术体系的民主、法治。

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也是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与法治的结晶。所以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既能发挥低人权的优势，又享受到了西方民主与法治的红利。

如果学术体系脱钩的话，中国的学术评价能否独立的、透明的、廉洁的，从而高效的完成对人才与学术方向的识别呢？

所以，科技脱钩绝非失去几个零件那么简单，而是会更深层次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创新，影响中国的创新结构与创新能力。那么，要想维持创新能力，即便与美国的技术联系进入不可逆的趋势，但也要尽一切力量去维持、获取全球市场份额。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做的事很多。

企业结构与市场

提到华为，很多人会说北电的失败。北电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老了。大企业病、官僚病、贪婪的股东，都同时存在。不过这本身就是规律所在。组织、企业也有生老病死。人类社会是依靠个体出生——死亡来维持活力的，某种程度上市场也是如此，市场的创新能力靠的是企业的更替。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想要维持万古长青的创造力，本身也是很难的，甚至是不符合规律的。

不妨把话说远一点。桑德尔在《反对完美》一书中，论述了他对前沿科技与人类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在书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例子：运动员通过基因改造提升赛场表现。

我认为，人类进化的方向是逆着热力学箭头，朝着更低熵值的方向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智能必然会主动参与进化过程，这种“外部进化”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回到现实，当公众认为，奥运会不应该让基因改造运动员参与的时候，这种基因改造，那怕具有绝对的优势，但对于获得奖牌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想要获得奖牌，要么就是说服公众，要么就是主动适应这个规则，在非基因改造的前提下，进行竞争，争取夺冠，即便不能夺冠，取得第二名，也比不能参加比赛更好。

华为自身的公司结构，能使得华为免于股东追求短期利益的动机的影响，保持战略与治理的长期稳定性，从而保持创新的活力，获得竞争优势。但是，当这种结构不被国际市场的观念所接受，导致各国猜疑的时候，那怕这种结构本身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但对于“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个现实的目标，却是意义不大。这就如同改造基因运动员具有绝对优势，但却不能参加比赛。

这就是公司模式与市场的适应问题。当然适应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去适应已有观念，派出非改造基因运动员，或者改变公司结构，虽然这种改变会降低绝对优势，但实际上，却离现实目标更近。这看起来是自我限制，但企业的目标，并不是创新，而是利润。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游说、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就如同1999年10月，国际泳联正式允许运动员穿鲨鱼皮泳衣参赛。这种说服工作，则涉及到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国家与产业链的关系。

国家与产业链位置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逐渐减弱，中国需要向产业链上端走，用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来保持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实现稳定与发展。所以中国需要高端产业链，与此同时，产业链反过来对治理结构、国家形象也有要求。

生产袜子，对治理结构，企业形象，国家形象没有要求，但生产通讯设备却不一样。越是复杂的、高科技的产品，越像一个黑箱，必然国际形象更透明、开放。而封号、阻断、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必然影响中国产品的海外形象。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中国对外更大的开放力度。所以我们看到任正非亲自除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降温。这种努力有效果，但遗憾的是效果很快就消逝在无数打鸡血的文章中。

某种程度上，舆论场中没做好名实之辨，已经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影响。战争，让人联想到的是对内控制、动员、积聚力量，对外则是攻击、联盟、对抗、以牙还牙，但实际上说个大白话，国际复杂的经济形势，导致的负面影响就是：影响中国卖货，那么中国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卖更多的货”。那么除了国家之间的博弈之外，目标导向应该是：更多的透明、更多的信任，更适应产业链位置对国家形象的需求，从而得到更大的市场，而对内则应该是更加宽松以激活内需市场。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