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如果科技脱钩导致学术体系脱钩，中国的学术评价能否独立、透明、廉洁，进而高效地完成对人才与学术方向的识别？

华为与中兴的遭遇；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将华为等68家公司纳入“实体清单”；IEEE对华为的学术限制；乃至中国籍教授、专家、留学生在美国遭到的限制，使得中美“科技脱钩”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科技脱钩对中国企业的直接影响是相对明晰的，由此对应产生了一个概念，技术自立，即中国企业依靠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的技术与零件，取代现有的国外技术与零件，制造高科技产品。出人意料的是，作为这个话题漩涡中心的企业，华为虽然一边宣布自有的操作系统与芯片，另一边，其创始人任正非却站出来，为“技术自立”这个概念降温。

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科技脱钩”更深层次的影响，被很多人忽略了。

市场脱钩

如果科技脱钩成为一个长期行为，那么当一个国家不愿意卖的时候，必然也会不愿意买。一方面，国外供应商为了自身生意，所作出的弥合分歧的努力与游说都会逐渐消失，对中国产品更大的行政限制就会接踵而至。

另一方面，经贸关系一直是中国和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关系的压舱石。当经贸关系不足以压制诸多分歧的时候，意识形态话题就会更多，中国的形象就会变得负面。国外消费者看到中国品牌的时候，联想到的就会是封闭、阻断、封号等负面形象，消费者的观念会改变，影响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产品就会逐渐失去国际市场中的份额。

人才是科技之本，但创新最根本的动力却不是人才，而是市场。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市场比教授与天才更有效。从社会需求到创新，中间的过程正是市场，而市场的具体过程，则是“销售——研发——再销售”这一过程：销售积累利润；利润投入研发；新产品价格更高、利润更大；然后进入下一次创新循环，更多积累投向研发。

企业创新与卫星、核弹这类国家大工程不同。这些大工程并不需要销售，只要做出来了，目的就达到了，可以不计成本的进行，但是企业基于市场的创新却不一样。高科技产品，不但要做得出，还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要能赚钱，才能进入下一轮创新循环。所以只有当市场规模变大，把研发费用分摊下去，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获得利润，创新才能可持续的循环。

所以，任何高科技企业离不开市场份额。对华为创新能力给予浪漫想象与赞颂的人，没有看到的是，在全球通讯市场上，华为的份额逐年稳步提升。华为在交换机市场份额由2011年的10名以外在2012年上升至第五。2017年华为企业网络设备，全球市场份额从第三跃居第二。 2018年，华为的运营商业务市场份额全球第一，手机业务市场份额全球第二。这些才是支撑华为创新的最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所以市场规模不仅仅是基于人口的，而是基于人口购买力的。富裕国家消费者手机2年一换，贫穷国家手机6年一换，那么同样人口，富裕国家的市场规模就大三倍。那么面向富裕国家的科技企业，其创新循环速度就会快三倍。所以，创新能力某种程度上与可进入的市场的人均收入息息相关。

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一个国家就有一票，但在创新竞争所需的市场规模中，却是一美元一票，一欧元一票。作为常任理事国，进入绩效合法性路径依赖的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政治需求比以前少，但对全球市场，特别是富裕国家市场的需求却很强烈。这个市场有创新、有技术，也有庞大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群体。反观俄罗斯、非洲、中东、亚洲的一部分国家，从GDP总量、人均购买力，仅仅占到整个国际市场的一小部分。这些国家的数目加起来很多，但从创新所需要的全球市场份额来看并不大。

所以创新所需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政治博弈所需的国际环境，并不相同。国际政治博弈中有很大意义的行为，可能在国际创新竞争中却是意义有限的。

如果企业市场规模受限，利润不够，不足以支持创新，那么可以通过国家补贴来补足创新所需资金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企业创新不能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要依靠外来资金的话，资金的来源是什么呢？显然，只有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业、第三产产业抽税，或者说，从外卖小哥、普通白领、老农身上抽税。

首先，这样的创新没有市场意义。国家的补贴实际上也是成本，如果长期持续补贴，实际成本大于售价，创新不但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反而成为国家财富的一个流血不止的漏洞。

其次，这样的产业链提升对国家也无意义。中国制造业顺着产业链不断攀升，符合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从另外一种角度看，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同时，经济还不足够发达，这就是所谓“未富先老”，只有进入更高的产业链，才能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价格升高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就是说，需要高科技行业反哺外卖小哥、普通白领、老农。如果中国的高科技行业需要持续补贴，就会丧失中国产业链爬升的原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