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在麦理浩年代之后，尤其是主权移交以来，香港经济结构受外部及内部各种因素影响，逐步失衡，利益分配不均，社会资源严重向商界倾斜，青年上流机会大减，以致政治激进主义得以在这个发达和富裕的城市中滋长。

问题出现了，也就需要政府去解决。可是历任特首仿佛失去为香港的社会矛盾把脉、继而施以重药的能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只懂以“派糖”麻痹市民，而非撼动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扭转商界垄断、大众利益备受漠视的局面。倘若港府想达致真正的长治久安，必须痛定思痛，马上推动积极的社会改革，做好资源分配，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多元经济环境，满足市民的生活诉求，否则管治危机还会无日无之。

我们担忧的是，在“六月浪潮”后聚焦讨论政改，转移了社会关注深层次结构矛盾的视线，或者淡化之，会令本已严重滞后的社会改革一再延迟，实非香港之福。政改非一蹴而就，这一波社会抗争对管治当局的当头棒喝，是迫切需要树立施政新风，重建与市民的互信。在目前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政府应果断在房屋、教育、生活负担和安老等议题上发力，让上流无望的青年看到希望，让劳碌半生的长者不会感到被遗弃。这既会让人们看得见改革的魄力，也可令中央意识到香港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权斗，香港市民追求的是理性与和平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在任何挑战“一国两制”的企图都没有土壤的背景之下重启政改，才不至于发生另一波破坏香港稳定的社会运动。

“831”不能检讨？ 国安忧虑须顾及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831决定”，就特首选举办法作出三项主要决定：一、提名委员会人数为1,200人，按原有四大界别选出；二、特首参选人须获半数委员提名；三、委员会只能选出两至三名候选人。在“831决定”出台前，非建制派参选人虽较难胜出特首选举，但“入闸”并不困难，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就曾经成功入闸。“831决定”的重心是要求在提名阶段，把中央不接受的参选人“DQ”（丧失参选资格），以致最终胜选者必然是北京可以接受的人选，避免引发“中央拒绝任命胜选者”的宪制灾难。

根据上述决定而举行的普选当然备受争议，但在政治现实下，中央确实不可能接受非建制派定义的“真普选”，而香港也不能无视中央在国家安全上的考虑。这既是政治现实，更关乎政治的博弈实力。如何在“831框架”的既定现实下推动、甚至通过政改，对各大阵营无疑是一项挑战。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倘若“831框架”在未经优化的情况下，再次呈交立法会表决，就算可以强行过关，其认受性也会受到挑战，人们也可能继续借题发挥，以宣泄对政经现实的不满。这样的政改不要也罢。两相权衡，港府理应向中央争取较大的政治空间，就算继续是“831框架”之下的普选方案，也应该是优化了或承诺持续改革的阶段性方案，扩大社会对“831框架”下普选的认受性，让更多温和派政治声音支持方案。

香港市民固然可以自由发表政治观点，争取自己追求的政治权利，但不要忘了，中央也是这个过程的持份者，她有自己的政治需要和考虑。就算香港人认为这些顾虑缺乏根据，例如绝大多数香港人不支持港独，或大家都不认为有外国势力借香港的特殊环境阻碍中国的崛起，等等。但如果香港人无法消解中央的顾虑，如何取得中央支持我们的追求？这种困局需要理性的绝大多数市民一齐解决。

港人希望重新推动政改，就要考虑如何应对《基本法》就23条立法的要求，以及其他陆港之间行政及法律安排正常化事项。至少有一部份港人认为，如果香港能就《基本法》第23条主动立法，借以填补香港在国家安全上的缺口，相信有助减低中央对“真普选”的顾虑。从宪政责任的角度来说，香港无法回避落实第23条立法问题，但现时的社会气氛确实不利于这样的讨论，加上近期因修订《逃犯条例》产生的冲突，短期内根本缺乏足够政治能量就国家安全立法。

这就回到究竟香港人的怨气从何而来的问题。当本以为平静的社会却急速爆发如此具破坏力的社会运动，政治家应该大胆从极为躁动的社会中寻找向前看的动力。我们认为，“居安思危”及“火中取栗”都是香港政治家应有的认知，倘若港府在社会及经济改革层面快速做出成绩，高效扭转民意，说不定可以平稳完成23条立法，缓解中央的担忧。

总括而言，修例一役令社会严重撕裂，彻底破坏了自梁振英离任以来相对平稳的政治局面，实在令人扼腕。在各方逐步冷静下来、转入寻求重新出发的良方之际，必须对香港沉痾的真正病源，亦即深层次结构矛盾有正确的把握，万万不能陷入单靠政治民主解决问题的迷思当中。此时此刻，港府必须像当年的麦理浩般，摒弃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以“大有为”的精神从严重的社会冲突中重新振作，克服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解决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若非如此，香港只能继续蹉跎，无法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