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

今年6月以来，香港发生多次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抗争运动，部份示威者甚至在回归纪念日占领立法会大楼，震惊中外。风暴过后，各界应冷静下来，反思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种种，并为香港重新出发出谋献策。当中比较突出的建议是呼吁当局尽快重启政改，解决管治认受性不足的问题。我们认同政改很重要，但与此同时，各界绝不能耽误对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民生的讨论，否则，香港的真正病源，亦即经济民主与自由缺位的问题，将继续不获正视，导致深层次矛盾迟迟无法解决。

经历“六月浪潮”后，相信没有人会再低估港府面对的管治危机。无论是上月的两场大型示威，还是“6．12”警民冲突，乃至立法会被占领，这些事例都足以反映许多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焦躁和不安。可惜港府似乎不懂得如何应对，不单对有别于过往的抗争手法一筹莫展，更关键的是把握不到年轻人的诉求。

管治危机既然客观存在，负责任的政府当然不应再采取鸵鸟政策，但是否像一些社会精英所说，只要重启政改，问题便可迎刃而解？《香港01》早已多番阐明，体现于普选的政治民主当然值得提倡，但它本身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以香港人十分熟悉的台湾为例，自从在1996年首度直选总统以来，最高行政首长的认受性已不成问题，但还是发生了“红衫军运动”和“太阳花学运”；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由普选产生，当地却爆发了持续多周的“黄背心运动”；英国选民在2016年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决定“脱欧”，但该国至今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政治民主重要，却不宜夸大。

管治思维太落伍 小市民水深火热

《基本法》写明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最终由“普及而平等”的选举方式产生，换言之，香港应该在合适时机寻求普选。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部份人可能一厢情愿地视普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忽视社会及经济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才是香港管治问题的根源。

回归以来，政治冲突频仍，成因极为复杂。我们并不否认政治体制落后是肇因之一，但更大原因是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长期以来，港府崇尚“大市场、小政府”，视“干预”为万恶，对“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沾沾自喜。在这种思维作祟下，港府对房屋、医疗、安老、贫富悬殊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一直采取“小修小补”的方式应对，欠缺大刀阔斧作出改革的魄力，导致许多有需要的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任何有志于成为“政治领袖”的人，只要想像一下“劏房”（分间楼宇单位）处处、公立医院大排长龙，以及老人家弯腰执纸皮等画面，就知道温和的社会改革根本不够，香港需要的是更积极，甚至是激进的社会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纵使“大市场、小政府”逻辑源自港英年代，但殖民地政府其实也曾有过“大有为”的时候，堪为特区政府效法。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情况较现在的还要恶劣—官员贪污成风、市民居住环境恶劣、教育极不普及，加上内地（大陆）难民涌入而造成的压力，令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1966年和1967年两场暴动，虽然有着政治背景，但本质上就是社会问题长期未获正视的恶果，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麦理浩珠玉在前 港府应见贤思齐

面对这个烂摊子，1971年至1982年期间出任港督的麦理浩，便展现了惊人的魄力和胆识。他果断地推出许多极具前瞻性的政策，包括成立廉政公署、落实十年建屋计划、开拓新市镇、落实九年免费教育等，又兴建地铁、红磡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基建，深刻改变香港社会的面貌，至今仍然为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