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

特首林郑月娥6月15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后，事隔三日再就政府的修例手法正式向市民道歉，试图进一步纾解民怨。无可否认，早前两场大型游行和612警民冲突，确实暴露当局管治失效、民众不信任政府的事实。倘若政府想达致真正的长治久安，必须痛定思痛，迎难而上，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多元经济环境，切实做好资源分配角色，满足市民安居乐业的基本诉求，否则管治危机还会陆续有来。

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及媒体纷纷建言，希望当局重启政改，透过“双普选”解决政府认受性不足的问题。双普选是“政治民主”的体现，当然应该支持，但放眼世界，普选显然不足以解决社会的撕裂困局，更不是唯一手段，有时候它甚至会事与愿违，掩盖香港社会的真正病源—“经济民主”缺位，以致真正的、深层次的矛盾无法解决。

港府在2013年年底启动政改，各界对如何改革众说纷纭，泛民议员最终否决了人大建议的“831方案”，港人之后经历“占中”、旺角骚乱等事件，社会矛盾并没有因为一连串的冲突而得到根本解决。换了特首后，市民似乎意识到理性与稳定对社会的重要性，官民之间的冲突逐渐减少，但它只是表象。可惜的是，政府在这次修例中态度横蛮，手法粗暴，以致这种廉价的表象都被撕破，过去两年相对平稳的政治局面基本上被彻底摧毁了。

经过修例一役后，重建管治认受性不可谓不迫切。出身泛民阵营的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认为，倘若社会的结一直解不开，恶性循环会继续存在，因此有需要按《基本法》要求，最终达致双普选，“尤其要令年轻人看到希望”。社会上也有不少舆论认为，单靠小修小补增加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民主成分，不足以解决认受性的问题，唯有实现双普选，“才能为香港带来希望”。

普选应该支持却非灵丹妙药

特首和立法会最终由“普及而平等”的普选产生，这是《基本法》写明的政治路径。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普选可扩大市民参政、议政的空间，让他们为身居高位者“评分”，把不称职的政客赶下台。不过，必须警惕，鉴于本港经济结构落后和资源分配失衡，导致深层次结构矛盾突出，再加上政府施政低效，以及议员论政质素参差，如果不诚实地面对香港问题的本质，即使有了普选，也未必能够实现包括经济民主的真正民主，普选甚至可能沦为不堪政局的“避风港”。试想想，若人们不断用“这个不行就换别人”的心态面对问题，那么对社会而言，岂不等同慢性自杀的精神毒药，甚至使人怀疑是要改善制度，还是发展人治？

参考一些民主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法国总统马克龙由普选产生，具认受性（正当性），但他被指过度亲近商界，不恤民间疾苦，最终导致“黄背心运动”爆发。台湾实现总统普选后的20多年发生过多次大型群众运动，包括反贪腐的“红衫军运动”和后来的“太阳花学运”，原因是什么？是因没有民主选举的改革吗？同样经普选洗礼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已两年半，美国的社会矛盾，包括枪械问题、毒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丝毫没改，民粹思潮亦没减弱，社会依旧撕裂，不少人甚至因为选出了特朗普，开始怀疑选举的效用。

回到香港，我们必须认识到，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是社会改革的目标，双普选只是实现这目标的过程和手段。不然，就算实现了双普选，积聚经年的社会怨气仍将无法缓解，而且会再次转化为愤怒，让青年再一次被推向街头，情况就像“黄背心”和“太阳花”。

《香港01》多番强调，主权移交以来的连场政治冲突只是表象，酿成这些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不合时宜的、源自殖民地时期的管治思维—历届政府过度强调自由经济的“传统”，惧怕撼动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敢得罪商界​​，每当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只愿意在政策上小修小补，以“派糖”麻痹市民。不客气地说，如果社会上下耽溺于表象，不去深入寻找社会问题的病根，即使香港实行像法国和美国那样的“真普选”，顶多只能让选民定期透过选票“发泄”一下，管治危机恐怕还是无日无之。从政者和一味鼓吹普选的人士必须认清，双普选固然应该争取，但有了普选，并不代表人民生活就能得到改善，社会裂痕亦未必因此愈合，甚至有可能加深。

因此，各持份者在追求《基本法》规定的双普选时，还要想办法彻底解决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千万不能陷入“选举乃灵丹妙药”的迷思，否则便难以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甚至变成徒具民主自由的空名，消耗民主自由之实。若要真正给予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希望，政府必须实行经济结构改革，赋能弱势群体，针对他们在求学、成家立室，以至退休等不同人生阶段的需要，提供适切支援，修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缺陷，避免他们因前路茫茫而产生负面情绪，继而采取激烈的方式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