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

几乎无人否认，当前中美关系正遭遇1972年以来的最大冲突，甚至可能加剧。中美之争的本质是什么？本来，这一问题或可算常识，重复的历史和常规的理论都可解答，但由于舆论场的混杂可能干扰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所以此话题值得讨论。

中美之争是不是制度之争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是因为中国不按照市场规则出牌，搞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如果中国遵循市场规则，美国愿与中国公平竞争，便不会有贸易战等冲突。这种观点就是将中美之争定性为制度之争。

如果中美之间真是制度之争，那么，美国就不会打压与它制度相同的国家。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打压便是反证。要说苏联和中国地大人多（1991年苏联人口接近3亿），所以美国要打压两国，日本国小人少，且制度与美国相同，美国打压它算什么呢？只能理解为日本对美国构成了经济威胁。

除了打压日本，美国还打压欧盟，尤其是打压欧元，这跟制度、意识形态不同有什么关系呢？另外，日本、韩国都在搞产业政策，德国也有工业4.0计划，为什么美国不打压他们呢？更甚者，美国农业如此发达，政府居然还要补贴农业。所以，中美之争，即便有制度、意识形态因素，也是次要的。

放在更长的历史看，“修昔底德陷阱”与制度、意识形态几乎没有关系。尽管雅典与斯巴达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同，但两个城邦曾经长期维持和平关系，还联合抵抗过波斯。而两个城邦发生战争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乃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发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其实准确概念应是“争霸困境”）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列举的500年来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霸权国）关系的16个案例中，掉入“陷阱”即发生战争的12个案例，都不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异，而是利益争夺。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最为对立的美苏之间，却从无直接军事冲突。（参见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如果艾利森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先秦历史，会对霸权争夺有更多的认识。春秋时期，中国（中原诸侯国）与周边国家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例如楚国就曾承认自己是“蛮夷”。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常有冲突，但这种冲突跟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没有明显关系。例如，楚国挑战中国，齐桓公联合诸侯，以军力为后盾，与楚国和解，达成了召陵之盟。这意味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

晋文公期间，晋楚交战一次，即奠定晋国霸主地位的城濮之战。此后晋楚拉锯争霸，在80年时间中（从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即位到公元前546年弥兵大会），两国交战七次（参见笔者著作《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但都是两国的战略选择发生了改变，与制度、意识形态无关。也因战略改变，以晋楚两个大国为核心，诸侯国还进行了两次弥兵大会，第二次比较成功。截至春秋末期，晋楚两大集团之间基本无战事。

这意味着，不同制度且争霸的大国也可以媾和。甚至，某些诸侯国还与被视作蛮夷的楚国联合作战。根据笔者统计，《左传》记载了39次中原诸侯配合楚国征战的战例。所以，在国际体系中，战争的核心原因和目标是霸权及其背后的利益，而非制度与意识形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为的封杀，更可能是因为华为的中国背景，而不是华为在5G上的领先优势。很多欧美日企业在某个领域都有对于美国的领先优势，但美国并没封杀他们”“因为韩国与西方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和战略冲突”，所以“美国没有限制、打击三星的发展”。

这种观点可谓前一观点的变种。我们可以这样组合：“中国+华为”“中国+三星”“韩国+华为”“韩国+三星”。韩国这种小国拥有华为所能发挥的效能，跟中国这种大国拥有华为所能发挥的效能，是大不相同的。

可以肯定，后两种情形都不会被美国打压，不管该企业是华为还是三星。原因不是韩国的制度跟美国相同，而是韩国国家实力的综合体量太小了，故后两种组合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但是，前两种情况对美国肯定会构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可以承认华为被打压是因为它的中国背景，但需要明确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是国家体量构成的效能而非制度。其实，虽然中国进步不小，但平均水平还不如韩国、新加坡，但美国为什么不渲染“韩国威胁论”“新加坡威胁论”呢？因为两国体量较小，而很难威胁美国。强调一下，同一技术分别被大国和小国使用，产生的规模效应完全不同。

因此，将制度之争作为中美之争的本质，是天真幼稚的。

中美之争的本质是什么？

中美之争的本质是霸权之争，它可以具体表现为科技之争、经济之争、军事之争、货币之争、文化之争等。国家也是经济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就是霸权。

霸权即世界主导权有什么好处？其最基础的好处是在国际社会中享有不平等且有优先权的交换关系，简言之，就是国际特权。美国霸权为美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典型者，如美元霸权其实是对他国财富的一种掠夺。

不过，国际特权古已有之。《左传》记载，晋国在当霸主期间，因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人，晋国居然命令诸侯为杞国筑城墙（公元前544年），而这显然不是诸侯的义务。并且，晋国还责令其他国家向它进贡。由于霸权有巨大好处，所以，霸权不是一个国家想不想要、该不该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要的问题。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对此其实有比较成熟的研究，它能较好地解释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