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终极问题，是中国的现代转型

对于这个世界的现代文明运行良序，美国可谓居功至伟。但在一个已建立完备的经济共同体中轻言自保，放弃责任，损害规则，哪怕有再多的客观理由也是有所欠考虑的大国思维。而中国，也同样没有资格固执己见，以强调自己的某种特殊性来回避法理规则的约束。更何况，在文化、政治、法治等重大相关现代性文明的社会建构方面，中国缺乏自己的宝贵更新，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曾经所指：近500年来对人类社会几无贡献。笔者以为，国内的不少知识分子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也自有倾向：爱中国是出于情感，喜欢美国则是出于理性。

中国显然需要全面升级，尤其是体制方面，哪怕其间要付出阵痛的代价。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中国无需特别逞强。自己是大国，而美国是强国，大国与强国之间的距离也并非只是一步之遥。美国的优越传统也不仅仅是近三百年的历史，而是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累积与折射的结果。

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历史文化与现实价值观差异，这是造成各种矛盾始终纠结无法排除的根本所在。美国与欧盟、日本或与其他体制相近的国家与地区，经过几数十年的磨合，形成了一个自由民主的价值共同体系，彼此没有势不两立的潜在因素。即使也有经济利益的纠纷，也发生过激烈的贸易鏖战，但终够不成一场尖锐的国家间利益互害的后果。在世贸组织建立的70多年间，成员国间不存在类似中美今天这样交织着意识形态的国家冲突。

美日贸易战，日本虽被打得头破血流“失去了二十年”，但除了被迫进行“结构性”改革，并未涉及经济利益以外的社会后果。可以说，中国加入WTO，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与中国共同创造出的奇迹。中美原本就不该发生这样的对立，而更多应该在价值取向上获得更大的共识与共赢。遗憾的是，彼此双方都无从下手解决这个近乎于千古的难题。甚至于我们，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也都无法更深地了解中美这场冲突的根源所在，更无法参与任何接近真实的问题讨论。

因为中美矛盾，时下延伸着若干种说法：“文明的冲突”，“修昔底德陷阱”，及“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不同层次的文明间冲突，客观上都存在于宗教或世俗世界中。而中美两国，不论以怎样的形式生成，彼此都各自表述、各显其能。至于“修昔底德陷阱”或“马歇尔计划”，却还没到这个份上。其中一个我以为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现代性文化与思想还有待于培育；在内政与外交的综合实力上都并不足以强大到可来支持这两种理论。

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全面强大、并赢得全世界敬重的美国，针对同盟国被战争摧毁的经济的拯救（遏制苏联的势力扩张只是其次）。而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则是在互利原则下建立投资经济关系，顺便拓展发展空间、寻求自身的再强大。相信中国的领导层是在寻找一个个加油站，而非冲向一个终点站。在内心深处，他们不会真的与美国为敌。关键在于，如何做出必要的、又不失尊严的让步，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继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关系推动下，完成向全面发达而文明的现代国家转型。

有学者观点认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贸易竞争超越了现有的贸易理论”，并对双方提出忠告：贸易战没有赢家！笔者去年12月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也警示了贸易战性质的转向风险，但并没预料到两国摩擦因华为而将演变成另一场更灾难的科技战甚至是冷战。因双方冲突的逐渐升级，国内缺乏理性的反美呼声越发高涨，似乎也使任正非的表态出现了某些矛盾，而他的华为企业的外在形象也显得模糊起来：将走向强大或是衰落？

近日，还有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在扩散：众志成城地反对和抵制整个美国，并且对国内某些希望以温和的方式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的人们进行无情地警告，大有将贸易争端推向冷战乃至热战的汹涌气势。的确，处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我们需要高层领导人的智慧，这智慧包含着妥协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好战的国家或民众都不会有好的结局。今天的人类依然需要和平，国际关系依然需要以和为贵。...与特朗普的最新通话，让人们对他们在下周日本大阪G20峰会上握手言和更具期待！

不管中美矛盾结局如何，也不论华为是否赢得国际市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CEO，任正非的成功是毋庸讳言的；不管有何别的助力因素在起作用，他任作为企业家的伟大也是毫无疑问的。起码，他超越了一般中国企业经营者的狭隘与短视，能够分得清人类与民族间的正常关系，能够以最大的真诚对待世界文明的成果，并充分尊重自由市场对于企业乃至每一个个体的积极价值及其力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是可敬的，也因为中国实在稀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