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修正主义国家”？

白宫2017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执政以来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欧伦斯问在座的演讲者这个定义的起源，以及美国何时开始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

包道格表示，中国人常常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报告当成从车子后镜里看到的总是过去的东西。包道格认为，这个概念把俄罗斯和中国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然而这份报告的起草者最近在宾州做公开演讲时，在座的观众问他“修正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也说不上来。所以就包道格看来，这个概念只是提出来，好像需要进入一个新语境，听起来很有理论性和策略性，但缺乏组织性和实际的策略来使这个名词具有真正的意涵。

董云裳解释说，这份报告由一小圈人起草，经过很快的内部评阅程序便出台。她不认为这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也不是特朗普本人非常关注的议题，而是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出于个人军方背景，很想引入一个系统性策略，但这个“策略”后来被政府里的其他人挟持了。

董云裳认为，中国人向来不喜欢别人根据其内部文件大做文章，因此她对中国人解释说，这个战略报告虽然对外公开，但也是美国政府内部文件，并不是要发布一项新的国家战略，也不代表美国各部门的统一口径。

李侃如认为，他没有看过或听过特朗普本人套用这个术语，但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确想要重新设定一些事情，但特朗普也想把以前的规章重新考量，所以争执谁是“修正主义”并不具有多大意义。

罗素认为，有一个关于“战略”的文件，并不表示美国真的就有战略。更重要的是，总统和政府各部门是不是共同协作，迈向共同目标？是否有彼此沟通？这在奥巴马政府时代是有的，但如果总统及各部门之间没有真正的共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文件，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战略”。

美国把中国称为“对手”，甚至“敌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究竟能得到什么？罗素反问的同时也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越少沟通渠道，中国就越有动力在全球治理等议题上赢得决定性优势，即使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麦艾文认为，要想使美国的中国政策行得通，必须要满足几个基本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程序，这个程序必须既要由下而上，也要由上而下，政府各部门必须有辩论和讨论的机制，并定好先后次序，决定哪个事情比较优先，然后由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向白宫提出建议。这个过程需要有对中国政策有既定关切的政府官员，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对中国是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麦艾文的回答是：是也不是。麦艾文认为，从2019年看来，中国是一脚在内，另一脚在外，在南海问题、人权、履行WTO承诺方面，中国在挑战国际规则，但在另一些方面，中国在认为符合自身利益时，又会愿意遵守国际规则。

因此在麦艾文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正在探索什么符合自身利益，什么不符合。但最危险的是，美国本身看起来更像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这就会使这个考量过程变得更复杂；这不仅仅是说特朗普政府，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都削弱了国际规范，比方说，麦艾文指出，“国家保护责任”是一个非常“修正主义”的观念，因为它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但另一方面，麦艾文认为他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崛起强权。

5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未来安全论坛上，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讲话中称中国是独特的“长期威胁”，美国政府面对着“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斗争”。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欧伦斯问在座专家对此“文明冲突”论述的看法。

董云裳认为，很不幸的是，这个发言在14亿中国人中的播放频率，远超在3.3亿美国人中的流传。但她认为这并不反映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也不足以反映中美之间的关系。

但这个论述是不是反映了美国国务院甚至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的想法？

麦艾文认为，解释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发言很困难，就是因为没有正规程序。很难看出国务院部门是否支持国务卿，或者国务卿能否整合部门力量。把中美关系视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任何人都没好处，这暗示着像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峙，而事实并不能证明这个论点；而且，如果你认为中美之间是竞争，你就会朝向一个很具竞争性的关系迈进，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罗素认为，除种族歧视外，带着这样的眼镜去看世界，一下子就把竞争者打成敌人，将会造成歇斯底里的反面效果。

结语

从这些“中国通”分享的信息里，我们可以感觉到，惩罚性关税的去留，并不能光靠短期内的贸易协定来定夺。除了贸易协定可能保留部分关税机制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的贸易战已经延伸到科技战，以及意识形态角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关税很可能会不时被重新提出来，作为谈判筹码，制造危机场景，甚至成为定义双方关系的惩罚或激励机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双方或任何一方觉得，贸易协定本身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双方之间最关键的冲突，短期内要达成协议，将会越来越困难。

因此，这些专家的观点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中方在考量对付贸易战的策略时，不能把希望过多寄托在美国内部反对关税的声音上；尽管随着关税范围扩大，随着关税对整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会有更多企业、团体和消费者站出来反对关税，但这些异议是否足以造成完全的政治风向改变，尚有待观察。

我认为贸易战最大的启示是，不能期待双方的动机、目的或策略会一成不变，在双方出招、接招、过招过程中，各自如何反应，会进而影响双方互动，重新定义双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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