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为何难以达成贸易协议？

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研讨会上，这些“中国通”对于短期内达成协议也表示悲观。麦艾文认为，即使美国在2020年选了一个新总统，也不会改变目前对华政策的基调。很多人认为，中方是非常强硬难缠的谈判对手，但麦艾文认为，要能与中方达成协议，必须具备五个因素：双方都要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性，双方都必须认为谈判对自己有利，负责谈判的人受到授权进行谈判，双方经常见面（因为政治空间和时间都是十分有限），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决心要达成协议。

但根据麦艾文的经验，现实情况下，在任何时刻要五个因素同时兼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于中国不积极讨论解决朝鲜和南海问题感到很懊恼，因此会以公开指责中国来制造紧迫性。美方的印象是，中方在受到压力时才有动力争取谈判结果，但一旦压力高涨，谈判过程就会被搅乱。

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表示：有一种流行说法是，除非是面临一场危机，否则很难在与中国人谈判时取得成果；而这就变成一个“自证预言”，迫使谈判对手制造危机来促使双方达成协议，但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使中方觉得受到美方“施压胁迫”，从而造成中国内部的反对，使得达成协议更为困难。

中美贸易谈判为何突然逆转？

中美贸易谈判的突然逆转造成5月10日美国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增加到25%。美国政府的说辞归诸于中方“出尔反尔”，中方则认为美国“反复无常”。欧伦斯问在座的演讲者对这有何看法？是否呼应了以前与中国谈判的经验？

从罗素的角度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以后的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子？他认为在最近一轮谈判前，中南海的高层领导人可能看到了协议的全文和特朗普表示胜利的推特，协议文本还要对外公布，于是他们可能觉得很难对内交代，犹豫是否要为此承担历史性责任。这使得他们临阵裹足。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回忆，中国加入WTO时中美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文本是英文，而且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中国有决定权的领导人一直没有看过。中国高层领导人头一次知道协议内容，是朱镕基到了华盛顿准备要签协定的时候，白宫一位工作人员把整个文本放在白宫的网页上；当中国领导人在国内读到这个协议时，朱镕基有了麻烦，因此双方必须重启谈判。

李侃如指出，很明显的是，作为谈判的代表，必须有最高领导人的授权，但在此过程中，协议签字之前什么事都可能改变，即使美方认为已经达成了共识，中方又会有新的意见。

包道格指出，贸易战初期有一次，特朗普一夜之间改变了他的立场，因为前一晚他看到一位主持人在电视上批评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从中国带回的谈判结果。

对于中方反对通过立法程序来反映贸易协议的说法，包道格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在他看来，在一党制下，立法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能得到中国国务院的行政命令，就已经是最好结果；是否有立法程序，并不会影响到法院或地方政府真正的执行能力。包道格甚至怀疑，这种要求是别有用心的人把它当作一个看似诱人、实则只会导致失败的“金杯毒酒”，借此让双方达不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