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实同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外因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但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就是我们正面对着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由于目前的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Ｖ型反弹，我国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Ｌ型增长阶段。

我们要做打持久战的准备，敢于经历痛苦的磨难，适当提高换挡降速容忍度，先筑底、后回升。要正视困难、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共同努力，强化体制动力和内生活力……”还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彻底放弃原来的旧思维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

首先，中国的改革方向和决心主要源于内因，这本身同贸易战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中国本身要求更好更高质量发展和生活的必然结果，现在贸易战只不过让这种“内压”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高速发展，的确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中国抓住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和发达国家转移低附加值产业的机遇，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第一制造业大国。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内部的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现象表面化，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抬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不再宽容，中国产品的传统出口市场正在缩小。

同时，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其他后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压迫中国出口的利润空间。再加上生活水平提高的中国民众对于原来的以资源消耗、环境牺牲为代价的增长方式感到不满意，意味着中国经济受到内外夹击、腹背受敌的压力和挑战。

这种压力主要是内生的，正因为这种内压的紧迫性，中国政府提出制造业强国的目标和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目的主要在于推动中国制造业中大量中低端部门的加快转型，但这需要一些领头的行业和企业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很遗憾的是，这在美国被解读为和美国争夺技术霸权，甚至全球霸权，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就又多了一个证据。

然而，中国的侧重点在于解决中国经济二元性中的大部分问题，仍然处于中低端的结构性矛盾，而美国的侧重点放在了中国在少数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方存在认知上的鸿沟。

第二，美国之外的世界对于美国单方面对华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制裁做法同样感到担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生产链的混乱，打乱企业正常的生产计划。美国对英国脱欧喝彩，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重新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日本的双边经济谈判也可能出现美国对日本汽车征收新关税或实施数量限制的措施。

美国这种脱离多边主义、倾向双边主义的做法，和大多数国家的想法背道而驰。事实上，美国这些单方面的措施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从中长期来看，实际上是在破坏战后美国自己主导的多边经济治理框架。

从中国来说，一方面必须同美国继续谈判，短期内争取减少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必须考虑强化与美国以外世界的互动，例如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甚至必须考虑在时机相对成熟的时候与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对接，实现亚太自贸区的雏形，在此基础上建立促成美国改变做法，回归多边主义的外部压力，最终将美国也包容到地区和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之中。

除了经济领域外，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并且用美元优势和司法的长臂管辖，威胁其他国家停止与伊朗的正常经济往来。目前，中国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欧盟国家正在建立不以美元结算的新支付机制来维持这个协定。同样，美国以外的世界必须展示在没有美国领导下也能继续合作。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