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外的世界对于美国单方面对华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制裁做法同样感到担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单方面对中国进行惩罚性关税，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生产链的混乱，打乱企业正常的生产计划。

5月10日，美国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税率从10%提高到25%，并说如果贸易谈判没有进展，将会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紧急状态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对此，中国立即表示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尽管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但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似乎还很不透明。

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二元结构，以及美国在对华认知上的自信与不自信的二元结构反射。尽管当前有必要减少贸易战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说，贸易战也让这种二元性的内在问题受到关注，以及进一步凸显加快改革步伐的必要性。如果利用得好，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有可能将贸易战转化为促使中国经济升级，和完善与美国以外的国家间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良压”。

中美经济摩擦现在被笼统地称为“贸易战”，似乎给人一种中美的问题就是贸易不平衡和关税摩擦的感觉。然而，仔细分析会发现，美国要的是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和高技术领域上的让步，获取美国对于中国贸易顺差的容忍，而不是为了减少贸易赤字。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中国制造业二元性，以及美国发动贸易战背后的自信和不自信的二元性的对华认知。

二元性的一个方面是大部分中国制造业仍然处于附加值比较低的价值链，比较容易找到替代的进口来源国。换句话说，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尚未达到制造业强国的基本面，这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信心来源。特朗普一直说，在中美贸易战，中国损失比美国大，所以是值得的。这个表态肯定存在夸大成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9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后，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并没有太大变化，相反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这说明美国增加关税的成本，很大部分实际上是由中国企业承担。由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有70%属于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出口，美国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替代，因此美国消费者还没有真正感觉到痛（当然长期下去情况可能会变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消费者出国购物或上网购买外国商品热情高，例如前段时间在日本出现的中国游客“爆买”现象，产品从电饭煲到马桶盖不一而足。

这说明了中国的制造业还不能满足富起来的中国消费者对于更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出口中的很大部分仍然以中低端为主。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今后改革重点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这非常准确地判断了中国经济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中国没有内需，而是高质量的供应跟不上；而传统的中低端生产的惯性和惰性，仍然寄希望于出口到美国等市场。

中国制造业二元性的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精尖科技领域达到世界顶级水平。以华为等企业为代表，这些高科技领域包括数据、网络、人工智能、大飞机等，而美国认为这些高技术已经开始对美国的技术霸权构成严重挑战。从去年开始，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开始系统性地阻止中国的高科技进一步发展。例如围绕5G技术的应用，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仅要求本国，也要求盟国排斥使用中国技术。

实际上，美国对于中国的很多指责，并不是建立在客观的证据基础上，这也是为什么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要附和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又让成员国自行判断是否使用中国技术。而德国、英国等并没有采取完全排斥中国技术的政策。美国用传统关税制裁手段来对中国高科技发展进行限制的做法，反过来说，体现了其自身对于可能失去高技术领域垄断地位的深刻不安与不自信。

把贸易战转化为“良压”

事实上，上述二元结构早在特朗普执政之前，中国就已经非常明确地看到。不少分析人士担心贸易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大幅度减速，但中国经济减速并非贸易战开始后才有的，而中国领导层对此可以说早就有明确和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