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减少中美间贸易差额的公平规则是中美间实行对等关税率和其它非关税安排，中国首先可以将关税率降到美国水平。

特朗普总统突然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至25%，中国政府随即回应了对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反制，除了两国股市作了剧烈反应外，我们听到了一片喊打声。看样子贸易战正式开打了。双方都在声称能在这一战斗中获胜。这种情形似曾相识。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见得很多。《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曾说，“说穿了，历史不过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而已。”最大的“罪行”就是战争，导致战争的就是“愚蠢”，战争的结果就是“不幸遭遇”。当一场战争结束后，人们经常会发现，与战争带来的灾难相比，引起战争的原因往往只是区区小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愚蠢”，就是进行了错误的计算。一般是高估己方的胜率。结果是败者在事先以为自己能打胜，胜者以为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

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就算错了。他说提高关税没有负面影响，只是增加了美国政府的收入。作为美国总统，他似乎没有铸币税概念。我曾指出，如果把美元也算作一种商品，美国没有贸易逆差。而美元这种商品是美国所有出口商品中利润率最高的一种。如果发行美元的技术成本和制度成本是20%，则利润率高达80%。如果特朗普想通过对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25%的关税，以期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由此美国政府得到了75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其中一部分还是美国公民支付的），却减少了2000亿美元的铸币税，显然是得不偿失。更何况，铸币税收入又是美国国家收入中的额外收入，用此收入才可能打平美国军费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部分。减少贸易逆差，就是减少铸币税收入，就是减少军费开支的资源。

有人会认为，外国人通过贸易获得的美元是他们对美国的债权，并非美国的收入。这也许是特朗普及其经济顾问对铸币税认识模糊不清的地方。只要我们把纸币换成金银，就知道货币就是一种商品。它的效用就是便利交易，因而具有独立的价值，这可以从比特币有独立价值中看出。这种独立价值只要人们相信，就会得到承认，因而就会出现不足值货币以至纸币。相对于金银的优势是，纸币的铸币税利润极高，且可以通过人为的货币政策，使得即使大量流出也不会使国内货币供给不足。在实际上，通过贸易逆差出口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使得这种铸币税收入可以以美国政府向企业订货的形式，实际将资源配置到本国的军工产业。

在另一端，中国也有人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计算。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高凌云先生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有90%由美国人承担，中国人只承担了10%。即使这种算法是对的，也显然只是一种简单对比的静态计算。而我们知道，中国人作为生产者一方和美国人作为消费者一方的计算是不一样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商品贵了可以少买或不买，还可以买别国生产的同类商品。美国消费者承担的关税成本越多，也就意味着他们购买的中国消费品价格上升得越高，因为存在着价格弹性，他们购买的数量就会越少。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著。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总量减少，就会减少中国生产者的订单。静态估计的误导在于，它只看到短期的反应，如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降反升，而暂时看不到负面的长期结果。实际上到2019年1季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5%。

而作为生产者，25%的10%就是2.5%，这对于正常的销售净利率低于5%的制造业企业来说，就是致命的。完全可以抵消掉中国今年大规模减税的效应（2%）。而在近几年（2012~2016），中国制造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理的风险溢价，平均约为－2.6%（盛洪，“政府份额膨胀，利润空间殆尽”，2018），资本已无利可图。再考虑到需求总量减少，就会增加设备闲置率，提高单位成本。从长期看，大量中国企业和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就要考虑减少甚至关闭在中国的生产能力，而转移到其它国家。在这些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最终会替代在美国市场中的中国产品。而永久性丢掉的市场，则是重大的客户资产损失，其数额要用每年减少的利润的未来总和的贴现值来估计。例如，如果每年损失的利润是100亿美元，贴现率为4%，则其未来收益的贴现值约为2500亿美元。如果考虑各种要素，如劳动和土地，则要以增加值计算损失，按制造业增加值率为30%计算，则为600亿美元，客户资产损失将高达15000亿美元。

实际上，贸易会带来贸易红利是一个经济学的简单常识。这一贸易红利分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分享。减少一个交易，就会减少相应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在一个不受干扰的市场中，已有的贸易伙伴关系就是最佳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卖者想以不卖或一个买者以不买作为贸易战的武器，都不可能在自己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损害对方。因为他们离开传统的贸易伙伴就只能找到次优的伙伴，即卖者只能以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售，买者只能以高于原来的价格买入。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说，我们在贸易战有什么样的“武器”可以“获胜”时，一定要明白，即使可以获胜，也一定比“不打”要失败。这还没有计算，对方报复、以及双方多次重复地互相报复所带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能以此为依据，激发我们的战斗激情，将可能和平解决的冲突推进到战争状态。

应该说，以经济体系之复杂，人类社会之复杂，人类根本没有能力计算出一个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全部损失。哈耶克曾说，“对市场秩序施以干预所会产生的直接后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即时且明确可见的，但是其较为间接且影响深远的后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我们也绝不可能意识到以这种干预方式实现特定结果所须付出的全部代价。 ”与不贸易、扭曲的贸易或受限制的贸易相比，自由贸易的价值不仅是静态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而且是贸易所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而引致的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贸易形成的市场信息体系对生产者投资决策的指导和创新灵感的激发，贸易竞争所引起的商业模式、技术手段和生产工艺的变迁，以及合约方式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等等，都会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效率增进，成本降低和市场扩大。所以当自由贸易受到扭曲和限制时，我们所遭受的损失也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有人说可以计算，并宣称某方可以打赢时，大概不是因为爱国，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

虽然贸易战各方的损失我们无法量化和比较，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个最基本和最简单的判别原则，这就是，自由贸易比不贸易、扭曲的贸易和受限制的贸易要好。这意味着，至少在大致相当的贸易伙伴之间，对于任何一方来说，自由贸易都会带来好处；而不贸易、扭曲的贸易和限制的贸易都会带来坏处。最上乘的贸易谈判，一定是要朝着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去努力，而不是计算采取什么样手段进行贸易战的具体得失。而下下策才是建立在所谓计算的基础之上。所以这次中美贸易谈判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改善现有的贸易关系，朝着更为公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向前进。特朗普所挥舞的关税大棒，只应作为促成谈判和纠正扭曲的手段，而不应成为目的。

但不幸的是，现在似乎大棒已经落下。它会带来两点坏处。第一，它使中美贸易关系更远离自由贸易，既增加了对贸易的限制，也使得市场更为扭曲。在中国，真正有能力出口，在世界市场上与其它企业竞争的是非国有企业。这不仅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根本无法与世界其它企业竞争，而且它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国内生存，除了巨额补贴外，它们还有国内市场的垄断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名义净资产收益率也显著低于没有这些补贴的民营企业，例如2013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64%，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仅为8.73%；这说明国企的低效率完全抵消了补贴的好处而有余。靠这样的低效率，国有企业多不能在国际市场上打拼。

所以，真正造成美国高额贸易逆差的，主要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据商务部，以2019年3月的数据看，国有企业在全部出口额中仅占10%，其余90%的出口额则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造的。因而特朗普的关税的绝大部分加在了没有政府补贴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头上。这不是在纠正市场扭曲，反而是在惩罚遵循市场规则的企业，使市场更为扭曲。还要考虑因中国政府反制而被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其生产者也是无辜的。如果2600亿美元中只有200亿美元是国有企业的商品，这就相当于为了惩罚和纠正200亿美元（占7.7%）的不公平贸易，要由2400亿美元（占92.3%）的公平贸易来陪绑。这不公平，也很愚笨。

第二，它可能转移贸易谈判的中心点，使双方的注意力放在关税战上，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互相报复。原来的目的就可能全忘了。对中国商品普遍加征关税，造成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普遍损失，它们会起来反对这一措施，并会成为表面捍卫国家利益实则保护国企垄断利益的谈判博弈的政治动力。正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没有砸到国有企业，所以它们并不畏惧这种关税战，而是躲在“国家利益”的外壳下，尽其所能影响中方的贸易谈判，使之偏离中国的国家整体利益，而有利于它们。而那些遵循市场规则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则是它们的“人质”，一旦关税大棒砸下来，它们是躲在人质中间的，不会直接受伤。它们甚至在窃笑。在另一方面，特朗普为了惩罚一小撮企业的不公平贸易，却普遍伤害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使得他们群情激昂、同仇敌忾，以民族主义的态度支持同为本国的国有企业。这反而阻碍了中美就纠正不公平贸易、遵循自由贸易原则达成一致。更进一步，由此引起的中方的反制，更有可能将双方带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以致有可能忘记了当初为了什么而谈判。

为什么而谈？前面已说，谈判的目的是自由贸易，将之具体化，就应该是公平贸易原则和法治。遵循公平贸易规则就是要消除所有不公平的现象，包括补贴，限制进入，侵犯知识产权，特许，垄断和其它政策优惠等等，而法治则是用国家的强制力公正裁判贸易争端。公平贸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愿的，而在少数情况下则需要法治的强制力维护。因而法治也是公平贸易的重要制度。不仅如此，公平贸易原则和法治还是中美两国及其政府的基本共识。美方自不必说。中国政府对内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外强调自由贸易原则，都与公平贸易原则并行不悖。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尽管在现实中存在很多违反法治的问题，但在原则上要朝着实现法治的方向努力。因而，这就是中美贸易谈判的原则基础。对于贸易谈判中双方所使用的促谈手段，以及要达成的协议文本，我们可以用公平贸易原则和法治原则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