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裘蒂：各方揣测，其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陆续登陆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中企为此准备好了吗？

美国最近通过行政命令对华为进行“围堵”，限制华为购买美国零部件的能力，为中美贸易战可能造成的供应链“脱钩”进一步煽火。各方揣测接下来其他中国企业有可能陆续登陆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包括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无人机翘楚大疆等等。问题是，中国企业准备好了吗？

目前各方对于华为命运的猜测主要分为两派：华为高管高调反击美国“霸凌”，以及子公司海思芯片由“备胎转正”的宣言，使得中国国内的媒体和华为粉丝对于华为能够挺过这一关信心十足；但国际媒体方面，如路透社访问国际芯片专家，一般对于华为是否真能够自力更生、完全自给自足提出一个大问号。

虽然美国政府给了华为90天的缓冲期，但谷歌已宣布停止与华为的业务往来，这表示谷歌未开源版本的安卓系统、Google Play 框架、YouTube等服务，已在全球范围内禁止于华为设备上使用，预期将对华为手机的海外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

同时科技行业里每个与华为有合作关系的对应方都在研究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的范围有多广，就连英国的ARM也认为，由于其设计包含向多家美国公司购买的知识产权，因此构成限令中涵盖的“美国起源技术”，目前也宣布暂停授权华为关键技术。ARM生产像高通等制造商用来生产芯片的设计，也授权智能手机公司生产自己的芯片，海思至少从2012年起就开始制造基于ARM的芯片系统。美国科技评论把这个对华为可能形成的打击比喻为“这就像告诉可口可乐它不能使用碳酸水。”

面对美国的挑战，华为已经有备而来，去年的中兴事件等于是一场预演，一般认为华为在技术，特别是芯片方面，比中兴更具自主性。但目前仍在继续展开的状况已经显示，芯片将不是唯一的博弈。

因此华为的情况有三种可能场景：一种可能是华为遭殃，业务受到严重打击；第二种可能是华为杀出一条血路，变得更为自主独立，越挫越勇；第三种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比照中兴模式，为华为解围。一般来说，华为比中兴有更强大的抗压能力，也更早进入备战状态，正如任正非在5月21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的，他认为特朗普给华为的90天“宽限”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说起来，任正非应该也会拒绝中国领导人为华为求情，这样才能真正证明美国有眼不识泰山，太低估华为。

华为的遭遇将会使面向国际的中国高科技公司战战兢兢，特别是带有国家安全考虑的企业，从通信到数字技术，以及国有企业。但如果华为受到的挑战能够成为其他中国企业的启示，这或许能使它们更迎接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挑战，更努力地探讨最佳实践。

虽然我并不主张中国企业脱离全球化的供应链而“自力更生”，但如果供应链的重组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现实，中国企业必须面对，并且提早准备。

同时，我们必须先要看清，华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较劲儿具有多个层面：自2012年以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一直把华为当成高度警惕的对象，认为华为的存在威胁美国的国土安全。此外，今年1月美国司法部以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为由，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控诉，另外一起案件则指责华为偷窃商业机密。

华为随后对于美国政府提出了诉讼，针对美国《2019 国防授权法》的合宪性，请求美国联邦法院判定这一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条款违宪，并禁止该限制条款的实施。

这几个月下来，美国政府不断对各国施压，企图阻挠华为参与他国的5G建设。目前对于华为的零部件禁售，表面上是基于国土安全考虑，虽然美国政府否认，但明显与中美贸易谈判的急转弯、悬崖式恶化有关。然而这多种层面的交织，加上关税战急速地蔓延为科技战，华为的未来能否藉由...和特朗普一通电话搞定，目前很难断定。

另外，最近新一轮的关税加征冲突使得中美在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更加困难。即使中美能够达成协议，一年来贸易战已经形成连锁效应，持续负面的报道和媒体渲染，足以造成强大的后遗症，造成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品牌正面临的公信度危机。

4月初在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的年会上，品牌专家埃德尔曼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埃德尔曼表示，由于对华为的安全担忧被媒体广为报道，这正在损害中国品牌的整体形象。

在孟晚舟去年12月因美国的引渡请求被拘留在加拿大之后，全球对华为的关注急剧增加。但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已经在“埃德尔曼信任度测试”调查中接近垫底。根据去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的全球性调查（今年1月份发布），只有40%的受访者信任中国公司，而德国、瑞士和加拿大公司得到的信任率为70%。美国公司受到的信任率为54%。

而今年3月份收集的最新数据显示，孟晚舟事件和美国政府在一月底宣布对华为的两起诉讼使得中国品牌的信任度更为下降：

“我们在10月份进行了调查，3月份又进行了调查。华为的因素很重要。就在那几个月里，由于华为的问题，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下降了5到6个百分点。不管是对是错，我要告诉你，这是全世界的看法。”

埃德尔曼在百人会年会上说：“我强烈建议，这是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上市企业）必须优先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国公司必须做可持续发展报告。它们必须有更好的管理。它们必须有更多面向公众的形象和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