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切，当下中国实在任重道远。过度追求做大做强，过度追求增长和规模，是扎克伯格的重大教训。而在这点上，中国企业家，尤其中国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往往可能走得更远。而且法治缺位的体制机制，也给了他们野蛮生长的空间，让他们更缺乏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轻忽算法失控，为了点击量牺牲安全和文明，相比Facebook可能更甚。

同样致命的是，美国人被Facebook绑架或挟持，此种窘境也困扰着中国人。平台型企业已经全面渗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离开它们，公众寸步难行。公众并非不知道它们的问题，但束手无策。一如2018年于Facebook是丑闻年，但并未阻挡Facebook的增长，2018年也是中国某些平台型企业的至暗时刻，百度竞价的黑幕，滴滴的安全问题，无不令人惊惧。但中国人同样离不开深陷丑闻的那些平台型企业。只能一边骂百度一边用百度，一边骂滴滴一边用滴滴，别无选择，无奈而屈辱。

但最致命的可能还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美国有强大的分权制衡传统，而且这并不限于政治领域。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就是分权制衡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但中国并不存在这一历史传统。换句话说，中国人并不认为过度追求做大做强可能是大问题，市场集中度过高可能是大问题。所以，无论公众对一些平台型企业怎样不满，他们的不满也仅限于隐私泄露、言论管制等范畴，而没有Chris Hughes那样的意见领袖站出来说，主要问题是市场集中度过高的问题，是垄断问题，是平台型企业权力过大不受制约的问题。当然更不会有拆分腾讯、拆分滴滴等呼吁。

最大危险可能就在这里。过大过强导致权力过大不受制约，这本身就是恶。这不只挑战分权制衡，更可能破坏整个产业生态、经济生态乃至政治社会生态的均衡性。所谓分权制衡不是别的，无非是万物相生相克、生态均衡这一法则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适用而已。权力过大不受制约，其最大的恶则在于对均衡生态的颠覆，对生态学原则的颠覆，最终必然走到反面，遭致整个生态的反弹。

从这一角度审视马化腾和腾讯倡导的科技向善，恐怕不能不承认这一议题的复杂性。马化腾们的美好初衷及对中国公益事业的积极推动无须怀疑，问题在于，他们对议题的复杂性可能准备不足。科技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捐给公益事业，这就是科技向善么？科技企业支持乃至直接运作一些公益项目，这就是科技向善么？答案是肯定的：是，它们都是。但如果局限于此，所谓科技向善恐怕过于简单。

“算法利维坦”的阴影之下，对掌握了算法这一关键权力的马化腾们而言，比企业做公益更紧迫的科技向善，可能是冷静的内省，尤其对过度追求做大做强、过度追求增长和规模的反省。更多问题随之而来：做大做强要不要有边界？做大做强的利弊到底如何评估？做大做强之后如何节制企业以及自己过大的权力？如何建立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机制？

在技术创新尤其商业应用的创新上，中国新经济尤其平台型企业领导人已经展示了他们几乎无与伦比的能力，成就了一个一个新经济的奇迹。因为他们的卓越贡献，中国新经济已经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成了中国经济最大的希望。而责任跟能力是对应的，当他们走到这一步，他们不能不面临更大责任。怎样尊重均衡生态，怎样尊重安全和文明，可能是他们更紧迫的任务，更重大的愿景和使命。

人类迫切需要在社会创新领域展现更大智慧

但坦率地说，并不能都指望他们。因为如前所述，算法时代具有强烈的未知性。Facebook长成今天这样子，扎克伯格固然不曾料到，但当初可有任何人料到？当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普及全球，难道不是到处都充斥乐观，认为民主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认为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最有利于民主的发展？后来的趋势却让人们大跌眼镜，民主化非但没能在全球同步发展，反而出现某种程度的溃败。而这溃败跟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不无关联，展示了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出人意料的一面，更展示了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巨大的不确定性，以至Chris Hughes在抨击扎克伯格时，自己也流露出悔意：“我对自己和早期的Facebook团队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认真考虑新闻推送算法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文化、影响选举、赋予民族主义领导人权力。”

所以，对扎克伯格必须批评，但仅仅批评扎克伯格其实并不够，也有欠公平。同样，新经济尤其平台型企业的领导人必须负起责任，但仅仅他们负责任并不够也不现实。全人类都缺乏经验，全人类都难以预见。但算法迭代不等人，经济发展不等人。人类经验和经济技术发展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算法失控的风险越来越大。人类迫切需要在社会创新领域，展现出比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创造性，否则不足以驾驭算法怪兽，不足以保卫安全与文明。这是全人类的问题，全人类的责任。只不过，新经济尤其平台型企业的领导人居于最前沿，能力更大，更责无旁贷，也就不得不对他们更多苛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