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刘鹤证实在阿根廷G20峰会上，中美元首“已对贸易采购数字形成共识，不应随意改变”，但没有说出具体数额。据2月22日美国CNBC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在第七轮磋商时，“同意向美国购买1.2万亿美元产品”。

极可能是中方为顺利达成协议，采购额报价太快太高。美国尝到甜头后，出尔反尔，视为肥羊可欺，又漫天加价，企图狠宰一刀，远超中方承受范围。有两个折衷办法可解决：其一，约定的采购总额适当增加1000亿-2000亿美元，中方多买些高端芯片，5G产业全面铺开用得上；或者其二，拉长采购时间，降低年均采购额。例如再加2-3年，甚至可确定今后6年（假设特朗普连任）向美采购商品金额。

第三个问题，也是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不能让中国民众感觉又签一个丧权辱国的中美《望厦条约》。有两个通融的办法：其一，增加中方权利，增加美方义务和责任，在措辞上、形式上平衡；或其二，删除对中方的单向、强制性要求，参照中国加入WTO与美方谈判的先例，公布的正式协议不可有秘密条款，另签秘密的备忘录，汇集双方不便公开的内容和承诺。例如修改法律可表述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方为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自愿在2020年前按照法定程序，提请立法机构修订相关法律。”

美国终于觉醒，中国既荣幸也庆幸

2018年11月，基辛格访华时留下真言：“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的确如此，肯定回不去，也不应回去。“老二”的庞然体量和迅猛发展，怎么隐蔽也挡不住，不可能闷声发大财，如今韬不了光、也养不了晦，必须正面过招，硬碰硬拼实力、智力和耐力。

美国终于觉醒觉悟，锁定主要对手并围攻堵截，中国应该既荣幸也庆幸。

所谓荣幸，是指中国有实力、至少有潜力与美国平起平坐，一般国家不配美国如此大动作。即使俄罗斯也只是残存的强权，一流军事外壳包装出一个卖能源的二流大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已被美中越甩越远。35岁的金正恩如未强行非法拥核，必然被美中“捏面团”，终身受摆布。因为有核武器和过人的权谋，他才有资格、有机会在八个月内与美国总统举行两次峰会，第三次峰会的大门也敞开着。但实力差距太大，玩不转美国，河内峰会不欢而散即为明证。

所谓庆幸，是指美国发力晚了、发力歪了，已错失良机。特朗普多次吐槽，“我不怪中国人，我怪我们前任的领导人”，是他难得有水准的真话。小布什当年就想挽起袖子和中国大干一场，9•11恐怖袭击来临，美国严重战略误判，将恐怖主义列为美国首敌，送给中国宝贵的十年战略机遇期。

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江泽民、朱镕基时代最漂亮的政绩，没有之一。中国外汇储备从2000年1655亿美元，飙升至2019年4月末的30950亿美元。这是勤劳的中国人干出来的，出乎美国意料。特朗普用这说事，反复称中国从美国拿了5000亿美元很多年——“因为我们的钱中国才得以重建，没有我们的钱他们做不到”。

当然，中国国运的确不错。如果早在2001年，美国就如此强硬挤压，中国是否更难受？如果希拉里任总统，用“巧实力”联合所有盟国挤压，中国是否更难受？如果特朗普把一手好牌同时抛出，例如占据道义制高点同时打人权、民主牌，中国是否更难受？如果极右翼“教父”班农还任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中国是否更难受？普京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遭受美欧严厉制裁至今，又送给中国三年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如果他不干20年，早交班给亲美的梅德韦杰夫做总统，中国是否更难受？

5月8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巧竞争，40年后，美国对中国战略”为题举行听证会。中国没有类似机构和机制，公开充分地辩论中美关系，从而逐渐形成共识和行动。部分中国智库及其研究人员，只是热衷于揣摩、迎合、阐释、论证中共中央既有决定的英明与正确，忘记了陈寅恪终身践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启示。美国政界、学界、商界已对中国威胁总动员，中国学界需要更深入思考未来三五十年的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拙作抛砖引玉，尝试摸索基辛格的“重新定位”问题。